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这是一首思妇念远之小令。词人将时间集中在一个清秋之夜,将环境集中于一所闺房之内。在以内环境描写人物心态时,又以外环境进行氛围的渲染,从而使人物的情绪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上阕前二句就是内环境与外环境结合交融的成功范例:“回廊远砌生秋草”,这是闺房以外的外环境描写,此句不仅点明闺房所在的环境和闺中人思的时间,而且为下句“梦魂千里青门道”铺排了一个出发点和经由路:闺房中思妇的梦魂正是由此飞向千里青门之外,“青门”当为所思之人的所在地,这是一个更为遥远的外环境,但它只不过是出现于思妇梦魂中的一个虚象,实际仍包含于词中的规定情境——内环境之中。下面两句:“鹦鹉怨长更,碧笼金锁横。”即是内环境的具体展现:闺房中锁在碧笼中的鹦鹉正在怨诉着秋夜的漫长,难待天明。“更”读若“耕”。古时以更漏计时,秋日昼短夜长,故曰“长更”。鹦鹉以金锁锁在碧笼中,点出闺中人富贵高雅的身分。此二句的高妙之处不特在于它以细节的典型性,表现了内环境的特征和人物的社会地位,更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准确、巧妙的象征,女主人公正像一只被金锁锁在碧笼中的鹦鹉。她虽然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没有自由、没有幸福。“鹦鹉怨长更”更是女主人公心境的表达,夜长夜短对于鹦鹉来说是无谓的,只有具有主体意识的万物之灵——人,才会有夜长难耐的感触,“怨长更”三字确切地表现了一个耿耿不寐的夜思者的心境,这主要不是指对自然时间的感觉,而是写出了人物心理的感觉即心理时间的漫长。
下阕依然是内外环境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典范之笔。“罗帏中夜起”紧承上阕后二句而来,依然是内环境的继续展现,由于鹦鹉的怨音惊醒了女主人公来往于青门道上的梦魂,而揽衣起坐,依帏而立。她向外一望:窗外月光清澈如水,圆圆的玉露变成细碎的霜花,霜花与月光互相辉映,益发皎洁耀眼。“玉露不成圆”,此句最妙,它把自露为霜的微妙变化尽现于笔端。“霜月”二句写的是外环境,而这正是从内环境的视点中展现出来,因而显得内外交融浑然一体,孰内孰外以至使人无法区分。“宝筝悲断弦”则又由外环境的描写转入内环境的刻画:女主人公清宵不寐,愁绪无法排解,便坐到宝筝前抚弦以自遣,然而弹奏未几,琴弦就嗄然而断。弄筝而弦断乃心有郁结情绪不宁所致,又是不祥不吉的象征。因而她的心情变得更加悲凄欲绝,如同断弦一样纷乱而又空寂。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