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的上片写遭受潘害的怨恨，作者尽情发泄了对人言可畏的险恶环境的憎恶。开头就说：再也不要与别人争比新月一样娟秀的蛾眉了，这只能惹来麻烦。用突兀而起的笔法，强烈地表现因才遭忌的不平，也可见出作者在下笔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发的愤激心情。只因为这美好的容颜，也不知招来多少谣言和污蔑，使他痛感小人之口，利于刀剑。既然自古以来不断的毁谤能够伤人至骨，点在臂上标志贞洁的宫砂不可能因诬诉而消褪。在上片中，作者写了一个可怕的黑白颠倒的世界。流言蜚语的邪风毒化着空气，贞洁可以被说成淫荡，美好反而被视为丑陋。这种环境令人窒息，令人愤慨。
下片写遇谗失宠后，决心贞操自守，表现了退然不同的决裂态度，女主人公手持象征高洁的纨扇，不愿作乞怜之态，更不会去祈祷秋风再热。她自信红颜未减，宁愿与镜中情影朝夕相对，孤芳自赏。与其以媚态事人，何如“自媚”。从依附于人到自我价值的肯定，这的确是一大进步。这首别出机杼，一反传统立意，表现出作者在逆境中不失其孤傲的性格。措辞激烈，作斩钉截铁语，在词中这已经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风格；而同时柔中有刚，愤激中仍不胜凄惋之感，更为难得。 [3]
这首词，词情甚为凄苦，而情绪却较饱满，虽然充满压抑感，但人物的斗志仍然昂扬。上下两片，前写积毁之重，内心之悲愤，后写对待“积毁”的坚决态度，傲然独立，决不低眉事人，一气呵成，人物形象鲜明。写美人的遭诽谤，美女的“自媚”中，也许有诗人自己生活经历中的影子。
周昉是约早于杜牧一个世纪，活跃在盛唐、中唐之际的画家，善画仕女，精描细绘，层层敷色。头发的钩染、面部的晕色、衣著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相传《簪花仕女图》是他的手笔。杜牧此诗所咏的“屏风”上当有周昉所作的一幅仕女图。
“屏风周昉画纤腰”，“纤腰”二字是有特定含义的诗歌语汇，能给人特殊的诗意感受。它既是美人的同义语，又能给人以字面意义外的形象感，使得一个亭亭玉立、丰满而轻盈的美人宛然若在。实际上，唐代绘画雕塑中的女子，大都体型丰腴，并有周昉画美人多肥的说法。倘把“纤腰”理解为楚宫式的细腰，固然呆相；若硬要按事实改“纤腰”作“肥腰”，那就更只能使人瞠目了。说到“画纤腰”，尚未具体描写，出人意外，下句却成“岁久丹青色半销”，—由于时间的侵蚀，屏风人物画已非旧观了。这似乎是令人遗憾的一笔，但作者却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画中人作正面的描绘。
“荷马显然有意要避免对物体美作细节的描绘，从他的诗里几乎没有一次偶然听说到海伦的胳膀白，头发美—但是荷马却知道怎样让人体会到海伦的美。”（莱辛《拉奥孔》）杜牧这里写画中人，也有类似的手段。他从画外引入一个“鸾发女”。据《初学记》，鸾为凤凰幼雏。“鸾发女”当是一贵家少女。从“玉窗”、“鸾发”等字，暗示出她的“娇娆”之态。但斜倚玉窗、拂尘观画的她，却完全忘记她自个儿的“娇娆”，反在那里“妒娇娆”（即妒嫉画中人）。“斜倚玉窗”，是从少女出神的姿态写画中人产生的效果，而“妒”字进一步从少女心理上写出那微妙的效果。它竟能叫一位妙龄娇娆的少女怅然自失，“还有什么比这段叙述能引起更生动的美的印象呢？凡是荷马（此处为杜牧）不能用组成部分来描写的，他就使我们从效果上去感觉到它。诗人呵，替我把美所引起的热爱和欢欣（按：也可是妒嫉）描写出来，那你就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拉奥孔》）
从美的效果来写美，《陌上桑》就有成功的运用。然而杜牧《屏风绝句》依然有其独创性。“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是从异性相悦的角度，写普通人因见美人而惊讶自失：“拂尘犹自妒娇娆”，则从同性相“妒”的角度，写美人见更美者而惊讶自失。二者颇异其趣，各有千秋。此外，杜牧写的是画中人，而画，又是“丹青色半销”的画，可它居然仍有如此魅力（诗中“犹自”二字，语带赞叹），则周昉之画初成时，曾给人无比新鲜愉悦的感受。这是一种“加倍”手法，与后来王安石“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明妃曲》）的名句机心暗合。它使读者从想象中追寻画的旧影，比直接显现更隽永有味。
诗和画有共同的艺术规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直观形相的逼真显现是画之所长，诗之所短。所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穷形尽相的描写并不见佳；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动态写来，便有画所难及处；而从美的效果来写美，更是诗之特长。《屏风绝句》写画而充分发挥了诗的特长，就是它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
此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池畔观鱼，有儿童在垂钩钓鱼，有感而发，表现了同时喜欢鱼却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流露出淡淡的无奈。
“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绕着池塘，踱着方步，悠闲地观赏鱼游，风悠悠、水悠悠，心悠悠、神悠悠，鱼儿也悠悠。“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鱼群喁喁唼唼，看着“我”把食料悄悄地抛，轻轻地丢，却不料碰上了娃娃们两两三三要来此垂钩。他们扶短竿，抛长线，投香饵，下锈钩，把大鱼挂裂了腮，把小鱼撕破了喉，一池平明的水搅得腥风儿起，膻味儿浮。
同样一种爱鱼心，而反映在目的上、表现在行动中却是这样的不相同，各持一端，互不相让。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给鱼施食，盼它长大；“你”却垂钩钓鱼，为图乐。两种心情是何等不同啊！即景写情，对比强烈，极易发人深思，从中引出各种“心各异”的情状和道理来。于平淡中见新奇，韵味悠长。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