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以画家对于色彩、光影、物体形态等所特有的敏感，捕捉住了月下雪景的种种特征，将其出色地表现出来。又将月映清波间晃动的树影比喻成“若镜中见疏发，离离然可爱”，使人感受到了画家观察表现事物之活泼精细。其次，作者在雪月奇观的描写中，融入了他对人生的体悟，寄寓着深沉的哲理。
新岁正月初三，一场江南罕见的大雪悄然之降，足足下了两天，虽已放晴，但是天塞地冻，直到初十，依然冰封雪凝。此夕月出，雪月争相辉映，寒宵静坐纸窗之下，顿觉寰宇异常光明亮澈，不觉添衣之起，竟然独自踏着碎玉琼瑶，步上溪西小楼。小楼临水，下皆空明澄激；四周景物悉被皑皑白雪覆盖，冰琢玉砌；月光与雪光相激射，“若涂银，若泼汞”，尽显光的强度和质感。“腾光照人”进射出的光彩照耀着人，“骨肉相莹”，仿佛照得人的骨肉都莹洁透明。此为篇中警句，神来之笔。人，净化了；世界，也净化了，是洁白无瑕、晶莹别透。置身于如此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既有蝉蜕于尘埃之外的欣喜，也有几分荒寒空寂的凄然。更有楼前溪水，月光映照在清波间，波光躯粼，树影滉漾，萧疏的枝条倒映于寒碧之中，如同镜子映照着人萧疏的头发，历历分明明。非画家的敏锐目光，不能及此。此时奇寒浸透肌肤，凄清砭入肺腑。
接着写作者的冥思遐想。独自凭栏，仰观字，混茫一白，令人迷惘；俯视大块，银妆素裹，恍惚迷离；自己禁不住嗟叹惊讶，凝视的目光久久不能收回。此时作者逸兴遄飞，感到物我同化，浑融一体，人与自然都臻于清空澄明的境界。这是上天将我送入远离尘嚣的太素之乡，那种泠泠御风之行的美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遗憾的是不能形诸笔墨告诉那些未曾从游的人。但是，我所得到的美的享受已经很满足了。
文中刻画岁月沧桑、人生迟暮的心态，曲折入微。作者已是垂暮之年，无力浪游天下，但是壮心未泯，虽然独上小楼，却还想着天下的名山大川应该境界更阔吧，那那里的雪月之观应该更加神奇吧，恨不能挟明月之高飞，遨游八方之外，然后再返回这个雪月交辉的溪畔小楼的怀抱，可见他是多么渴望挣脱世俗尘网的羁绊。那那种漫无边际、汗漫之游的神思遐想，虽然难以平息，但是老气衰颓，禁受不住这里的凄骨之寒，于是就纵声高歌，走下楼去。时已二鼓，又回到纸窗之下，独自端坐，怅然若失。此夕的雪月之观，平生亦不屡遇，之自己的健忘却日甚一日，再过几天，又模糊淡忘了，故为记，捕捉住那可遇之不可求的奇观。
这是一首关于茶道的七律，诗中描写了从取水、煎茶到饮茶的全过程。该诗表现了诗人通达从容的人生态度，谪居心情写得甚为含蓄；显著特征为，构思奇特，描写精美细致，笔风清新简淡。
第一句说，煮茶最好用流动的江水（活水），并用猛火（活火）来煎。唐朝人论煮茶就有所谓“茶须缓火炙，活火烹”的说法，缓火就是炆火（微火），活火是指猛火。这里说应当用猛火烹，用活水煮。因为煎茶要用活水，只好到江边去汲取，所以第二句说，自己提着水桶，带着水瓢，到江边钓鱼石上汲取深江的清水。
他去汲水的时候，正当夜晚，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月影倒映在江水之中。第三句写月夜汲水的情景，说用大瓢舀水，好象把水中的明月也贮藏到瓢里了，一起提着回来倒在水缸（瓮）里。
第四句说，再用小水取将江水（江）舀入煎茶的陶瓶里。这是煎茶前的准备动作，写得很细致、很形象，很有韵味。
第五句写煎茶：煮开了，雪白的茶乳（白沫）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漂了上来。据会品茶的人说，好茶沏了呈白色，这里翻“雪乳”，说明他沏的是好茶。茶煎好了，就开始斟茶。
第六句说，斟茶时，茶水泻到茶碗里，飕飕作响，像风吹过松林所发出的松涛声。他在《试院煎茶》诗里说“飕飕欲作松风声”，也是用“松风”来形容茶声。这虽然带点夸张，却十分形象、逼真地说明，他在贬所的小屋里，夜间十分孤独、寂静，所以斟茶的声音也显得特别响。
第七句写喝茶，说要搜“枯肠”只限虽三碗恐怕不易做到。这句话是有来历的。唐代诗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说：“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写诗文思路不灵，常用“枯肠”来比喻。搜索枯肠，就是冥思苦索。卢仝诗说喝三碗可以治“枯肠”，作者表示怀疑，说只限三碗，未必能治“枯肠”，使文思流畅。看来他的茶量要超过“三碗”，或许喝到卢仝诗中所说的“七碗”。他在另一首诗中就说，“且尽卢仝七碗茶”。
喝完茶干什么？没事。所以最后一句说，喝完茶，就在这春夜里，静坐着挨时光，只听海南岛边荒城里传来那报更（夜间报时）的长短不齐的鼓声。
这是《诗经》中最简短的篇章之一，文句虽简单，但在《周颂》中地位却较重要：它是歌颂文王武功的祭祀乐舞的歌辞，通过模仿（所谓“象”）其外在的征战姿态来表现其内在的武烈精神。按《雅》、《颂》之诗，称扬文王多以文德，赞美其武功，那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诗首句感叹当时天下清平光明，无败乱秽浊之政，次句道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文王有征伐的良法。据《尚书大传》等记载，文王七年五伐，击破或消灭了邘、密须、畎夷、耆、崇，翦除了商纣的枝党，为武王克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沿用文王之法而得天下，推本溯源，自然对“文王之典”无限尊崇。下面第三句“肇禋”，郑笺解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即讨伐纣的枝党（如崇国）以削弱其势力。郑说有《尚书中候》、《春秋繁露》等书证，“肇禋”即始创出师祭天之典，自确凿无疑。《大雅·皇矣》叙文王伐崇，有“是类是祃”之句，“类”是出师前祭天，“祃”是在出征之地祭天，与此篇的“肇禋”也是一回事，可以彼此互证。最后两句，“迄用有成”直承“肇禋”，表明“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郑笺）；又以“用”字带出用文王之法，暗应“文王之典”。“维周之祯”则与第一句“维清缉熙”首尾呼应，用虚字“维”引出赞叹感慨之辞，再次强调“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同上）。作者这样的文字处理，未必是刻意为之，而在结构上自有回环吞吐的天然妙趣。戴震《诗经补注》谓其“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对此诗小而巧的结构却有着较大的语义容量深有会心。
这样的一首古诗，因其内容感情距当代读者的生活过于遥远，在接受过程中要产生审美快感，是比较困难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能使读者对此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如果此诗的乐舞能够复原，那么，欣赏这一武舞，观看一下打扮成周文王之师的舞蹈家表演攻战之状，感受一下其武烈精神，应是一大艺术享受。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