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叙写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行走江湖，无人理解，孤苦而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悲苦情景。全诗设喻形象贴切，格调凄清忧伤。
诗文起笔便设置了一个幽暗凄清的自然环境：屈原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山野，心情凄楚抑郁，在渲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之际展开了内心独白。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遭到放逐，离开故国郢都，流落在沅湘蛮荒之地。虽说境遇如此，但他仍然挂念着邦国宗族的兴衰存亡。
《九叹·思古》诗文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且倘佯而泛观”。这一层起笔描写阴森的森林和荒芜的大山，为屈原代言，抒发了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在沅湘蛮荒之地后的孤独、困苦和徘徊、失意、悲伤心情。
第二层是从“ 兴《离骚》之微文兮”到“因徙弛而长词”。这一层直写屈原悲哀、困苦的原因。这一层诗人用了很大篇幅，用历史人物来比喻、对比屈原的怀才不遇，欲忠心报国，却遭受奸邪谗言，不见信于君王，更被排挤流放，返国无望的悲惨结局。
第三层是从“叹曰：倘佯垆阪”到末句。这一层倾诉了屈原没有知音，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伤心情。这其实也明示和表达了屈原真正的伤心和悲哀是在于见疑与君王，不得效力国家。
这是早春的季节，大雪纷飞，宛如严冬。腊梅虽然开始凋落，然而，落梅映雪，苔枝缀玉，别是一番景象，犹能引人一醉，正好整治杯盘，迎候春天的信息。黄庶在这首《探春》绝句中，以其首二句描画出一幅早春图景和由此表达出对春天的向往心情。“雪里犹能醉落梅”句，令人想象到“雪里落梅”的画景；“犹能”说明百花虽未生发，然而犹有落梅值得醉赏。“好营杯具待春来”句，是补叙，是“醉”的准备，流露出一股盎然的兴趣。“落梅”二字，实际上也暗含笛曲《梅花落》的意义。作者显系受到江总“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和徐陵“落梅奠酒杯”等诗句的启示，以落梅金卮的情趣，以飞雪迎春的画面，融合成一种新丽的意境。
诗的三、四两句承接上联“待春来”的意思，展开丰富的想象，描画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意图。“东风便试新刀尺，万叶千花一手裁”，用的是唐人的表现手法和构思，如贺知章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徐凝的“勾芒宫树已先开，珠蕊琼花斗剪裁”、温庭筠的“远水斜如剪，青莎绿似裁”等描写春天景物的诗句，都是将“东风”拟人化，赋予它一把神奇的剪刀，精心剪裁出春天的红花绿叶，表现了春风的造化之功。黄庶这两句的构思有自己独到之处：一是表现在“便”字的使用上，便，习也，有熟练自如之意。“便试新刀尺”，说明“东风”年年运用“刀尺”来裁剪大好春色，已成为能工巧匠，今年虽是初试，但大显身手，定属不凡；二是表现在“新”字的使用上，“新”字突出强调了新春伊始，唯其是“新”的刀尺，方能裁剪出新的气象。而且，这一“新”字也不无显示与唐诗中熟见的“刀剪”有所区别的微妙用心。“万叶千花一手裁”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万叶千花”，语意双关，既是眼前所见如徐凝《早春咏雪》中描绘的“珠蕊琼花”的奇特景色，更是想象之中的百花斗妍的春天的气象。而“一手裁”三字之中充满了对春之神造化之功的赞赏。
这是一首即兴写景小诗，严格地说，它只是表达了诗人一种闲情逸致。诗中洋溢着一股欢畅、惊喜的情绪：惊喜于白雪落梅的早春奇特景色，惊喜于春天气息的萌生，惊喜于见梅落而知万叶千花之更新。诗题中之“探”，正表露了一种追求和喜悦。整首诗的格调是清新的：冰清玉洁的景象，芬芳醉人的酒香，飞雪迎来的春意，惊喜畅适的心绪。这便是意境，这便是此诗所独具的美感。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