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景，诗城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城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城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城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城悲剧城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城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城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城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城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城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城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城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这是一首描写春天景色的词。
起句两个“映”字，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池溏春水，碧波荡漾，烟柳垂荫，小桥、亭榭若隐若现。水塘之波，塘边之柳，塘上之桥，相映成趣。连用两“映”字，景色明媚，节奏复沓，极具清新风格。第二句写春雨，冷烟疏雨，就是烟雨，就是蒙蒙小雨。因为下雨，池边的亭榭，看上去也有些模糊了。这就使眼前的景色呈现出一种朦胧美。第三句紧承上二句，具有小结之意： “春城风景胜江郊”。江郊是临江地带。就是说，这里的景致超过了江郊。一个“胜”字，又深化了春景之美。
下阕“花蕊暗随蜂作蜜，溪云还伴鹤归巢”，把“花”和“云”拟人化了，赋予浓郁的感情色彩。花蕊随蜂，溪云伴鹤，说明春意盎然，物随人意，已经很迷人了。再加上一个“暗”字、“还”字，更是传神妙笔，写尽了春光的魅力。所以，夏承焘先生评论此联谓： “花蕊一联，自然流转”是很有道理的。结句“草堂新竹两三梢”，一则扣合上片“春城风景胜江郊”，二则总收全词，好象词人在江边小路踏青，一路看去，最后惊喜地发现竹梢又长了二三节。夏承焘在《金元明清词选》中评论说：“结句轻轻即收，不著议论，而并具微婉。”
这首词的艺术风格是清秀自然，宛转沉著。这首词好象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作者的情感通过描绘景物，同时把“情之所至，妙不自寻”的意境传递给读者了。值得再三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