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夷在淮北,以徐国为主,故平淮夷也即《大雅·常武》所说之征徐国。因为此次伐淮夷,宣王亲征,驻于江汉之滨,召公的受命、誓师、率师出征俱在此,所以诗的前二章均以“江汉”为喻,借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喻周天子大军浩浩荡荡的气势。也同样因为天子亲征,故曰“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平定叛国。这几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故或以为作为一个受命出征的大臣这样说有些多余。关于开头二句,王引之、陈奂都以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浮浮”为众强之貌。这样与《风俗通义》引作“江汉陶陶”及《小雅·四月》“滔滔江汉”之语皆相合,其说颇为有理。
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故诗中以“经营四方”一句,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盖因与淮夷作战为召伯之事,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以下由“告成于王”引起对赏赐仪式特别是宣王册命之词的纪述。由“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以看出一个打算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由“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见其对朝廷老臣说话时恰如其分的谦虚和鼓励的语气,通过表彰召康公的业绩来表彰召伯虎,并激励他再建大功。第五、六章写宣王对召伯虎赏赐规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全诗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作结,表现出中兴君臣的共同愿望。
诗中有些句子看似语意相似,其实却表现了不同的意思。如第一章“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等,出于召伯之口,是说:宣王不求安乐,而勤劳于国事。第三章“匪疚匪棘,王国来极”,出于宣王之口,则是说:不是要给百姓造成骚扰,也不是急于事功,四方都必须以王朝政令为准,这是大事。第二章“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同样表现了臣子对天子的体贴。而第三章“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则出之周王之口,体现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召伯虎救过太子静(宣王)的命,又扶其继位,辅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和合诸侯,平定外患,其功盖世。然而,正因为这样,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礼,以身作则地维护周朝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这首诗就表现了老功臣的这样一种意识。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戊午上高宗封事》)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乐)”,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此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干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参见《宋史·胡铨传》、《挥尘后录》卷十等)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
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
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
“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
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一类。
此诗写淮北初春之夜在军中闻笛所引起的思归之情。作者通过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显得哀婉伤感,寄意深远。
这首诗前二句写闻笛。此时,春方至,山未青,夜犹寒,而军中有人吹笛,仿佛是那羌笛凄厉地呼唤春归大地,风光恰似塞外。这笛声,这情景,激动士卒的乡愁,更摧折着迁客,不禁悲伤流泪,渴望立即飞回北方中原的家乡。于是,诗人想起那大雁北归的传说。每年秋天,大雁从北方飞到湖南衡山回雁峰栖息过冬。来年春天便飞回北方。
后二句即用这个传说。诗人十分理解大雁亟待春天一到就急切北飞的心情,也极其羡慕大雁只要等到春天便可北飞的自由,所以说“不待天明尽北飞”。与大雁相比,迁客却即使等到了春天,仍然不能北归。这里蕴含着遗憾和怨望:迁客的春光──朝廷的恩赦,还没有随着大自然的春季一同来到。
诗人以恍惚北方边塞情调,实写南谪迁客的怨望,起兴别致有味;又借大雁春来北飞,比托迁客欲归不得,寄喻得体,手法委婉,颇有新意。而全诗构思巧妙,感情复杂,形象跳跃,针线致密。题曰“春夜闻笛”,前二句却似乎在写春尚未归,所以有人“吹笛唤春归”,而迁客不胜其悲;后二句一转,用回雁峰传说,想象笛声将春天唤来,一夜之间,大雁都北飞了。这一切都为笛声所诱发,而春和夜是兴寄所在,象征着政治上的冷落遭遇和深切希望。
在前、后二句之间,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现实到希望,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这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动人地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它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有不尽的怨望,含难言的惆怅。
王之涣《凉州词》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概。李益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其实相同,不过是说春风不到江南来。所以情调略似盛唐边塞诗,但它多怨叹之情而少豪迈之气,情调逊于王诗。然而委婉曲折之情,亦别具风致。这正是中唐诗歌的时代特点。
这首《蕃女怨》写来并不见一点“蕃”味,仍是一般的思妇词。这首词写边塞的寒冷和艰苦,使思妇对征人倍增思念。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写征人忆家。
此词开头两句“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写边塞环境和气候的恶劣:沙碛荒漠,茫茫千里,大雪狂飘,塞雁惊飞。“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先写征人的装束,续写征战之苦,战情之急。丈夫如此在边关服役,妻子必然思念和怨恨。结末二句,点明题旨:“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战争使无数的妻子独守空房,画楼冷落,锦屏寂寞,尤其在杏花开放、春满人间的时候,更是令人肠断,魂断,唯有恨不断,泪不断。可谓曲尽人情。
就内容来说,此词并无新意,作者不是为了宣扬什么反战情绪,思妇的愁恨是一种纯真的感情,值得珍重与同情。这首词与《蕃女怨·万枝香雪开已遍》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互补互衬的关系,阅读时可互相参照。
在温词中,此词属于较为浅直的作品,辞藻不算艳丽,含义也还显豁。但是仍具有某些深曲之作的特点:只客观地提供精美的物象情态,而隐去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留下大片想象余地。像“画楼离恨锦屏空”与“杏花红”之间也未点明其关系。而这些物象情态的关系,很容易领悟出来,所以反而显得浅而不露,短而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