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虚草阁，月色满江村。
霜落鱼虾出，烟收花竹繁。
不须灯下坐，临水好开尊。
琴声虚草阁，月色满江村。
霜落鱼虾出，烟收花竹繁。
不须灯下坐，临水好开尊。
这首诗的首联从远景落笔，写出雪后天空晴朗，烟云散尽，残雪中高高耸立的山峰更显苍翠；颔联则是从另一角度对雪中泰山加以描绘；颈联用夸张的手法极力渲染泰山之巍峨；尾联是诗人面对如此壮观景致发出的感叹。此诗与杜甫《望岳》一样，句句写“望岱岳”，却终篇不直接点出一“望”字，而以景物本身暗示其“望岱岳”之意。全诗意境之寥阔，体势之雄浑，直可继杜甫《望岳》。
“碧海烟归尽，晴峰雪半残。”采用对偶句式，写远望岱岳所见晴雪之景。首句中“碧海”乃是借喻“青天”，实为“碧海青天”之意；“烟归尽”则是比喻冬云阴霾已消散无余。这句先描写岱岳上空青碧之天色，寓有雪霁云散之意。然后再写以“碧海青天”为背景的“雪中岱岳”之整体风貌。“雪半残”描绘岱岳之上半端被积雪所覆盖之状。积雪的岱岳直插入青碧似海的苍天之中，峻拔突兀，而且银碧相映，明丽耀眼；令人胸襟亦为之开张，油然而生一种崇高之感。
颔联则承接“晴峰”之意，再写近望岱岳之局部形象。诗人选取的是具有典型性的“冰泉”与“云路”两种意象。前句写岱岳之泉水已结成百丈冰，垂悬于众多山壑的崖壁上，以显示雪中岱岳之严寒冷峻；后句写山路上云气浓密，千折百回，又显示岱岳之险峻高远。而“冰泉”向下“悬”，“云路”朝上旋。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则写出诗人“望岱岳”时视线的移动，其中自有诗人为此奇观惊叹不已之意。
颈联一转，又专写遥望岱岳积雪之感受。前两联重在写山，首联虽亦提到“雪半残”，但仍属写山之外观，而非单纯写雪。此联则纯是写雪景。诗人从纵横两个角度表现雪之“自”与“寒”，视野开阔，境界深远。此乃想象之辞，而非实景（因为此时天已“晴”）；“燕齐白”从横向角度写泰山之雪使“燕齐”之地都映衬得白茫茫，此极雪泰山降雪之大。后一句则写积雪在晴日下之反光，使天与地皆寒光耀眼，寒气逼人，这是从纵向角度写雪“光”之强。“光”而“寒”，又是通感手法的运用。
如果说上三联基本上是实写之景，那么尾联则纯然是虚摹之景：“秦碑凌绝壁，杖策好谁看？”“秦碑”乃泰山一古迹，而“凌绝壁”指秦碑立于泰山绝壁之上，由此可见“秦碑”非诗人于山下所能望见。此时诗人遥想是否有人如杜甫一样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攀上积雪的泰山之绝顶而登高四望。诗人设问句抒发此意，其中流露出诗人自己欲登山极望之情。
这首诗，处处从大处着笔，无论是“晴峰”“冰泉”“云路”乃至“光”“影”，都给人以巨大之感，全诗成功地展示了泰山的雄姿，在众多咏岱诗中可谓别具一格。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