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这首词是题《春江钓叟图》画之词。据《南唐书·后主纪》载：“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后主避祸，惟覃思经籍。”由此，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后主为情势所迫，沈潜避祸，隐遁世尘并写词表露自己的遁世之心，以释文献太子的疑嫉”（蒲仁、梅龙《南唐二主词全集》辑注），也有道理。词史上最早写《渔父》词的，是唐代的张志和。李煜这首词，继承的就是张志和的“渔父家风”，写渔父的快乐逍遥。从词意上看，此词耽于隐逸、格调不高，当是李煜前期意念消沉的作品。
此词开篇入画，将画中意境以言辞写出，以画境言心境。“浪花”成“千里雪”，“桃花”作“一队春”，写春江浪涌，春光明媚。一队”后着一“春”字，不仅显示出桃李的生机，而且又透出别样的俏皮，绘出明畅绚丽的意境。这两句寥寥数字便将画中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画中的主人公渔父，趁着春江水涨，驾一叶小舟，随水顺风而下；好风推舟行进，轻舟分浪飞驶，浪花迎面而来，如溅起千里雪；渔父心中开怀，而浪花也似有意；船行浪中，两岸桃红李白，列队相随，花树多情，渔父恬畅。
余下三句描写了渔父的装束，是点睛之笔，写出了渔父淡泊潇洒的人生境界。两个三字句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也是锤炼的结果：“一壶酒”写出渔父的精神状态；“一竿纶”点明渔父的职业和身份。单说“一壶酒”，也许还可以联想到别的人；但紧跟着说“一竿纶”，则肯定是渔父无疑了。末句突现高峰——“世上如侬有几人”，这句话是渔父的自述：在尘世上，像我这样自在快活的人，恐怕不多。这位钓叟，无风波之险，而有自然之乐，在自己的糊口生涯中找到乐趣。他摆脱世俗的羁绊，避开名利的枷锁，自在逍遥，令人羡慕不已。
这首词题画抒怀，借景寓意，虽然情趣不高，但悠然散淡之意境却清丽不俗，也可视为题画诗词中的精品。
吴激是出使金朝、被留异国的南方诗人。从柳暗花明的江南，来此风雪纷扬的北庭，无疑如进入一个陌生世界那样令人震愕；何况又是远离故土，屈仕于敌国之翰林院，便更有一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然而，诗人毕竟不能按抑对故国故乡的思念。“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那身在异国的生涯，对吴激来说，实在是被纷纭如烟的故土之梦牵萦环绕着的。
所以当他猛一见到友人家画有故国潇湘山水的图画时，又惊喜而呼，如醉如痴了。“江南春水碧如酒”，画面上大笔抹染的，是一派绿意盎然的南国之春，幽幽的湘江，浩浩荡荡地从画面深处奔来。它是碧澄的，多情的，带着春来的脉脉欣喜和摇漾不尽的波光笑影，浮横在诗人眼前。昊激自己也擅长书画，也许因此对色彩、光影更其敏感。此句正是抓住春来江水“碧”如蓝的特点，又出人意外地用浓醇的“酒”色作比，便赋予了画中的潇湘春水以格外迷人的魅力。
画面之美还远不止于此。碧绿的清江上，远远近近，更有悠悠的船影点染其间。有的顺流而“来”，有的溯波而“往”，在这江山如画的南国行旅，完全不像在关外的春日还得踏冰披雪；那远行在潇湘之同的“客子”，正是最乐于以船为家的。“客子往来船是家”句，正这样在诗人眼际，展开了一幅画笔也描摹不出的关妙动境；它因此也可以从相对的角度，读作为凝神观画的诗人情不自禁的兴叹——当《潇湘图》上的船恍然间移动起来，诗人也同回到了往日的岁月，重又领略着春江赏景的客行之趣，而激荡起这种认船为“家刀的亲切、温馨之情。
正如诗人在北庭所常常做过的梦境一样，他此刻置身在友人家的画幅前，竞也怀疑起眼中所见的究竟是画、还是“梦”了。那画面上的潇湘山水，明明是在万里故国的江南；那船行于青山绿水间的景像，更决非能在这风沙满天的塞外一遇。也许是因为这《潇湘图》，画得实在太过传神；也许是因为那故国的山水，睽违得实在太久。所以令诗入猛一见到这丹青绘染之境，也不免有一种梦中神游般的惊喜了。“忽见画图疑是梦”所表现的，就是诗人在见画如见故国山水中，如幻如梦、热泪涌注的动情一幕。诗人无疑希望，这馨的梦境，能再持续得长久些。
然而它竟没再持续：随着结句“而今鞍马老风沙”的闪现，这令诗人欷歔动情的梦境，就很快惊散，破碎成再难续的翩翩碎影了。作为一位兼替书画的诗人，吴激完全了解精妙的绘画所具有的迷人魅力，也因此最易从梦寐般的画境中返回现实。于是画中的南国山水，便又与诗人葱笼的忆念分离，回复了它那由色彩和线条组成的虚影；而恍在故国南土山水间游赏的诗人，又面对了身栖关外的凄苦生涯，这便是他已经度过、并且还将继续度着约异国岁月，他恐怕只能在这样的岁月中终老天涯了。
清美邈远的江南画境，与纷乱黯淡的关外实境的急剧变换，造成了这首题画诗所表现情感的巨大逆转。当飘缈如烟的故国山水随画面一齐隐去，就只剩下了一位北庭“风沙”中忧郁南望的苍老诗人——就这结句所展示的境界说，它便似乎不再是一首题画之作，而是借《潇湘图》作反衬的一幅黯然神伤的自画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