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句“呜轧江楼角一声”中的“一声”两字很有可玩味。本是暮角声声,断而复连,只写“一声”也就是第一声,这显然是强调它对诗中人影响很大。他一直高踞在城楼,俯临大江,凭栏回首,远眺通向乡关之路。正出神的时候,忽然一声角鸣,使他不由蓦然惊醒,这才发现天色已晚,夕阳已沉没水天之际。这就写出一种“苦回首”的情态。象声词“呜轧”,用在句首,正造成似晴空一声雷的感觉。
由于写“一声”就产生一个特殊的情节,与“吹角当城片月孤”一类写景抒情诗句同中有异。呜咽的角声又造成一种凄凉气氛,那“潋潋”的江水,黯淡无光的夕阳,水中的汀洲,也都带有几分寒意。“微”、“寒”等字均著感情色彩,写出了望乡人的主观感受。
暮色苍茫,最易牵惹乡思离情。诗人的故家在长安杜陵,长安在黄州西北。“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宋张舜民《卖花声》)“微阳潋潋落寒汀”,正是西望景色。而三句却作转语说:“不用凭栏苦回首”,似是自我劝解,因为“故乡七十五长亭”,即使回首又怎么能望尽这迢递关山?这是否定的语势,实际上形成唱叹,起着强化诗情的作用。这首诗是宦游思乡之作,赞许者都异口同声地称引其末句。
按唐时计量,黄州距长安二千二百五十五里(《通典》卷一八三),驿站恰合“七十五”之数(古时三十里一驿,每驿有亭)。但这里的数字垛积还别有妙处,它以较大数目写出“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家山遥远的情景,修辞别致;而只见归程,不见归人,意味深长。从音节(顿)方面看,由于运用数字,使末句形成“二三二”的特殊节奏(通常应为“二二三”),声音的拗折传达出凭栏者情绪的不平静,又是一层妙用。
唐代有的诗人也喜堆垛数字,如骆宾王,却不免被讥为“算博士”。考其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的数字多是为了属对方便,过露痕迹,用得又太多太滥,也就容易惹人生厌。而此诗数字之设置,则是出于表达情感的需要,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所以驱使而让人没有察觉,真可夸口“虽‘算博士’何妨”。
此诗是诗人面对如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写于安史之乱时,诗人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一次观锦江“水如海势”,波涛汹涌,则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又无从说起,只好“聊短述”,抒写了他激愤的、自我解脱的、一时的人生感悟。全诗八句五十六字,其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传世名句,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
诗题中一个“如”字,突现了江水的海势 ,提高了江景的壮美层次,表现了江水的宽度、厚度和动态。江水如海势,已属奇观。然而诗题却偏偏曰 :“聊短述 ”。诗题中就抑扬有致,这是诗人的一贯风格。
既然是聊为短述,绝不能出语平平。诗人自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聊短述”的良苦用心,炉火纯青的诗艺,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动人心弦的审美效果。
正由于杜甫艺术上的一丝不苟、勇于创新,因此老年臻于出神入化、妙手成春的极境。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死花鸟莫深愁”。仇兆鳌评杜甫“ 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 。”(《杜诗详注》卷之十)同时他还转引钱笺可相互发明:“春死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杜诗详注》卷之十)这里是说点明春光明媚,花香鸟语,快乐异常,因此不存在花鸟深愁的问题,“莫深愁”为杜甫自况。
至于“ 浑漫与”中的“与”字,旧本曾作“兴”,清末郭曾忻解释说:“所谓漫兴,只是逐景随情,不更起炉作灶,正是真诗。”(《读杜札记》)此处强调任笔所之,自然而然。总之,首颔二联总体着眼,大处落墨,虽为短述,语实惊人,虽未直接描写江上海势,但胸中之海早已形成。它浑厚深涵,辽阔无垠,大气磅礴。心中之海,诗人采取了虚写的办法。正如金圣叹所说,此“不必于江上有涉,而实从江上悟出也。”(《杜诗解》卷二)所谓海势,其实是江,因此江上之景,亦应摄取,若完全避开江水,则海势亦无所依附,而不成其为江如海势。为此,诗人紧接首颔二联虚写海势以后,随即转入实写江水。
故颈联道 :“新添水槛供重钓,故著(着)浮槎替入舟。”此处虽写江水,但只是轻轻带过,如此触及江水、悟及海势的写法,令人玩味不尽。正如王嗣奭所说 :“水势不易描写 ,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杜臆》卷之四)又如金圣叹所说 :“不必于江上无涉,而实非着意江上也。”(《杜诗解》卷二)尾联诗人以一“焉”字,即巧作转折,融注新意。诗人之语,已经惊人。诗人说:若得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妙手,使其述作,并同游于江海之上,岂不快哉!尾联思路新奇,饶有兴味,且与首联相呼应,显示出诗人对艺术最高境界的执着追求。“更为惊人之语也。”(《杜诗解》卷二)
对诗与诗题之间的关系金圣叹先生写道:“每叹先生作诗,妙于制题。此题有此诗,则奇而尤奇者也。诗八句中,从不欲一字顾题,乃一口读去,若非此题必不能弁此诗者。题是‘江上值水如海势’七字而止,下又缀以‘聊短述’三字。读诗者,不看他所缀之三字,而谓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值江水之势如海也。则八句现在曾有一字及江海乎?”(《杜诗解》卷二)从他评析中,可以得知:此诗诗题与诗中八句,构成了一个浑厚海涵、博大精深的整体。虽未写海,而如海势。此诗以虚带实,出奇制胜,意在言外,令人叹为观止。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
此诗前四句写景,以疏烟、明月、树木、微雨、落花、村落背景的怆凉衬托杜鹃的声声哀鸣,气氛极浓。后四句抒情,叙述自己本来已经伤心,听到杜鹃声就更悲伤了,因而产生了思家的念头。全诗基调激越,主体和客体两两相形,蕴露有法。
此诗一开始,诗人便以杜鹃自喻。杜鹃的声声嘶鸣,凄切动人,蕴含着自己的万古冤屈。
颔联写杜鹃生活之环境,诗人叠用六个名字,营造出了雾霭弥漫、烟雨迷茫、明月凄清、落花遍地的客观环境,这实际上是诗人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曲折反映。现实世界知音难觅,诗人内心的冤屈无人可以申诉,也无人可以分担。这一联是写景。
诗的下半部分,明写自己的内心世界。诗人泪将干,魂欲断,自怨自艾,自惭自伤。因此,他深深责怪自己“谬从科试”作茧自缚。如今,听到杜鹃的声声哀啼,他越发思念家乡,甚至意欲远离仕途,回归家园。特别是诗歌尾联,虽然表面上是对自己的责怪,然而读者从中却可以体味到诗句的言外之意。仕途的险恶、科举的束缚、人生的无常,使诗人产生了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如果联系余靖的生平,就能领悟这诗句所包蕴的人生况味。余靖出身于仕宦之家,性聪慧,少年师从林和靖先生,23岁便进士及第,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等。宋景祐三年(1036),因向皇帝上书为被贬的范仲淹辩护而遭贬。因而,诗人发出了“名缰惭自束,为尔忆家园”的感叹。
全诗托物寓怀,抒写了身世之感。以杜鹃的声声嘶叫表现诗人的万古之冤,用杜鹃声引发诗人“将干泪”、“欲断魂”体现诗人寸肠欲断的百结愁肠,表现了沉郁愁苦的感情基调。而且,诗中有杜鹃生长的自然环境的描写,诗人借此反映了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就使诗歌具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
此曲由四首小令组成,写年灾之年,农民颗粒无收,还要遭受官府酷刑的惨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反映了农家的疾苦,流露出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全曲风格刚劲,语言本色,采用方言土语,虽质朴无华,却高度凝炼,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胡十八·刈麦有感》是由四支小令组成的重头曲,写出了因遭受严重年灾而颗粒无收,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卖宅田”和“典儿女”的悲惨遭遇。
第一支小令写年情的严重和受灾地区的广阔,农民所种的麦子颗粒无收。曲中开始以一个八十岁的老农之口以质朴的语言道出:“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大灾之年,粮食柴火,一点也无,何等凄惨。接着道出“三百日年灾,二千里放开”极言年日之长及地域之广,最后两句“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饱含着老农无尽的辛酸、怨怼和无奈。第二支小令写农民劳作的辛苦。即使麦子收成不好也得收,还得请人帮忙,这样又赔了人工和饭食。农民为了能收一些糊口的粮食,麦地里麦子收割之后赶紧又种下豆子,可以说为了活下去,已经想尽了办法。这里深切地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第三支小令写了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灾民交税,逼得农民典儿卖女的悲惨境况。写里正之类的乡官却还在那里加紧催租,逼得人们卖田宅儿女。“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穿和吃”并非真的“不索愁”,这样写,只是为了更突出“官棒”对农民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农民们“愁的是遭官棒”,原来“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也就是说,“花户每”要过“比粮”这一关。而“花户每”要过“比粮”关,想免遭“官棒”的酷刑,只有“卖田宅”或“典儿女”,别的无路可走。苦只苦“花户每”既无田宅可卖,即使忍痛典了儿女,也还是“陪不上”,最终难逃“遭官棒”的可悲命运。第四支小令写农民的哭诉,跟往年相比,今年更惨,有一年不如一年之意。这是一幅年灾图,读者能够想象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农民站在里长前求情发愁的那种惨状,朴素、真实表现了社会的不合理:由于官僚地主的压迫勒索,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揭露了明代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行,把天灾和人祸都展示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