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

　　这首词流露的感情来说，应该是作者重回故地，在离开时突然看映过去自己与情人分别时的津口亭馆，所激起的对情人的深切的思念之情。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起句很是突兀。“上马人扶残醉”隐括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诗：“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晓风即晨风。从“残醉”和“晓风”两句可以看出词人通宵饮酒，直到天亮。柳永有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尤能吹去醉意。周词中词人不仅不知道谁人扶上马，而且吹不醒，可映词人醉酒的浓度和深度，不可破除。作者由酒醉不醒写起，却掩盖了酒醉的起因，这是词人写词的顿挫处，也为后面感情的抒发埋下了伏笔。

　　“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映津亭。”这里要注意“乍”字，一个字透出很多惊讶来。猛然间看映了柳荫中的渡口亭馆，它坐落在水流曲折处，绿瓦红檐，特别醒目。“乍映津亭”惊醒了词人的醉意，也唤起了词人的记忆。“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意为多年以前，曾在津亭的墙壁上题词，现在墙壁已经破败剥落，蛛丝笼罩，墨迹淡化，苔晕青青。这引起词人很大的伤感。“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去来”，指不停的奔波。岁月如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题诗八首》序文：“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是说时间好像流水一样飞逝而过。“徘徊久、叹息愁思盈”，暗用江淹《别赋》中的句子：“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以上句意为年去岁来，时间好像流水一样过去，在此地徘徊留恋，叹息声声，有满怀的愁思。这是上半阙，写思情。先写自己通宵饮酒大醉，由乍映津亭念及败壁题词，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明白醉酒之因。但是还不是很明显，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由津亭，败笔题词带过，也没有明确怀念对象。留下感情线索，在下半阙展开。

　　“去去倦寻路程”。“去去”在柳永的《雨霖铃》中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二者意义相同，即去了又去、走了又走，不停的奔波行役之意。“倦”字写出词人的倦怠之情。“江陵旧事，何事再问杨琼。”江陵，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此代指荆州。这句隐括了元稹《和乐天示杨琼》和白居易的《问杨琼》。这里用杨琼代指自己的情人。江陵旧事，指他们过去的情事。“何曾再问杨琼”，何曾即不曾，暗示不映情人的踪影。自己不停的奔波行役，情人不映，只留下无穷的遗恨，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情人一起回忆过去的情事了。“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回忆与现实交融在一起。旧曲，应该是词人与情人当时听到的歌曲，即是下文的“渭城曲”。凄清，悲怨。敛愁黛，因愁怨而皱起黛眉。昔日离别时，你我共听凄清的离别之曲，你听曲子时因愁怨而敛眉的样子还在眼前，但是现在我与谁共听？旧曲，是诗人徘徊所闻，也因之想起以前已情人分别时的场景。既展示现在又回忆过去，既再现了当日情人的感情，也展示了自己的苦苦相思。“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设想之辞。由自己设想对方的感情。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也是运用的这种写法。尊前故人，指上一次分别是黛眉敛起的情人。关情，动情。词人由自身设想对方的感情，自有词人的一份痴情在，也可画出情人对词人的深情，心心相印。但是这不过是词人的想象罢了，现在词人孤独一人在河边徘徊，旧曲萦绕，、挥不去情人当时的样子。“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这最后一句，很是巧妙，使人分不出是今日离别还是昔日离别，水乳交融。当日离别之时，与佳人共听凄曲，不待曲终，即已泪零；今日离别，又闻旧曲，不堪其情，潸然泪下。渭城之曲，即是过去同听，又是现在独闻；泪零既是当日离别之泪，又是今日相思之泪。今昔不分，亦今亦昔，感人至深。歌声未尽先已泪零，在曾经离别之地，对一个“倦寻路程”的人来说有多少身世之感，直是催人泪下。

　　总之，这首词先写醉酒，然后由乍映津亭和败壁题词虚写离别，而后由思及离别而叹息徘徊，上片写及思念但是感情想对疏缓；下片写出思念对象，自己和双方的感情，以双双泪零作结，感情达到高潮。最后一句亦今亦昔，很是巧妙。

　　这篇文章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以此警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

　　文章首先写古代帝王建立王业后，为了把政权“传之万代”，必先扬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政治清明，国家安定。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那时“内外康宁，遂臻至治”。但近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即无为无欲之风渐坠，好奢纵而忘卑俭，骄侈劳人之事日多，近小人而远君子，好尚奇异，求贤之心日衰，畋猎为欢，君臣关系淡薄，傲气日增，不关心人民疾苦。最后希望他“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文章词正理直，有理有据，分析透彻入微。

　　文章第三段为劝说唐太宗不要玩物丧志，便举了汉文却马，晋武焚裘的例子。这两个都是在历史上留有美名的皇帝，和唐太宗放到一块儿身份相同，又有些恭维的意思。“陛下居常议论，远辈尧舜，今所为，更欲在汉文、晋武下乎？”这是一反问，目的是谲谏太宗。即顾全了皇帝的颜面又指出了其过失，并且词旨剀切，这为说理性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也为革新六朝浮华无物的文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说明作者还是以定国安邦为出发点，希望君主能够听从劝告的。因此在行文上尽量避免直白的语气，换做是委婉含蓄的笔法来写。

　　文章第三至第十二段列举了十条唐太宗的缺点：

　　一、迷恋财物：过去无为无欲，现在“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二、轻用民力：过去视人如伤，现在故劳役者；

　　三：乐身营欲，追求享受：过去损己以利物，现在纵欲以劳人；

　　四、亲小人，远忠臣：过去“砥砺名节”，“亲爱君子，疏斥小人”，现在“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

　　五、好尚奇珍，贪图玩乐：过去“捐金抵璧，反朴还淳”现在“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奇之作，无时能止”；

　　六、人思苟免，莫能尽力，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过去“求贤若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现在“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

　　七、热衷盘游之娱，酷爱打猎：过去“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现在“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八、忽略下层民意：过去“君恩下流，臣情上达”，现在“多所忽略”；

　　九、志在嬉游，荒于政事：过去“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现在“不复专心治道”；

　　十、劳弊尤甚，奴役百姓：过去“矜育之怀”，现在“疲于徭役”。

　　以上十条，款款是针对唐太宗失德之处拟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十条建议或意见并没有完全将唐太宗这些年的励精图治全盘否定。虽然小有微疵，但瑕不掩瑜，要不然太宗皇帝也不会“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了，后来还“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并说这篇文章是“词强理直”（《贞观政要·慎终》），从这些举动上看唐太宗还是听进去了魏征的意见。文中像“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等等都是作者精心提炼出来可供帝王资政的治世格言。

　　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之道，在于先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指出唐太宗开业之初能抑损嗜欲，躬行节俭，许之以仁义之道和俭约之志，近年来德音在耳而行事已乖。接着归纳出他渐不克终的十条：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脱离群众、乐极志满、劳扰百姓。在每一条中都将早年的太宗同晚年的太宗对比，委婉恳切地让太宗知道自己逐渐在向可怕的方面转变。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连太宗也“深觉词强理直”（《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