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是一种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又名莲、芙蕖，古时也称为芙蓉。它那“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素来为诗人墨客们所赞颂，用以自喻和他喻。此诗即是其中的一首。
诗的一、二句以议论入题，针对人们因荷花是草卉而轻贱它的心理而发。天池，本谓神话中的瑶池。此诗是“应诏”之作，故这里“天池”应指皇宫内的荷池。两句意谓荷花虽为草卉之物，但其有幸植根天子之池，自与其他山泽中的草卉身份不同，也更易受人们的注目。
三、四句转入咏物本题，细致而微地描绘荷花的初生水面，应题“新荷，二字。荷的根茎最初细瘦如鞭，俗称莲鞭。莲鞭上有节，能向上抽出叶子和花梗。“微根才出浪”，就是说花梗刚刚伸到水面。这里连用“微”字“才”字，已极言其细小，下面“短干未摇风”，则更形象地体现其细小；梗干之短，甚至风亦不能使它摇动，可见它只是刚刚在水面露头而已。这两句直逼出“新荷”的“新”来，观察之细致，用笔之精到，真堪令人叫绝。在这细微之处，诗人的功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上二句写初出荷茎之至微至小，文势犹如尺蠖之屈，已蓄足了力。于是乎五、六二句，乃一变而由屈转伸，忽出石破天惊之语。“宁知寸心里，蓄紫复含红！”那荷茎长不满寸，看上去若有若无。然而谁能知道，那短茎里寓含着的花蕾胚芽，却蕴育着万紫千红的将来。只等夏天一到，它就要把那绚丽的色彩，洒满整个池塘。“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满眼红绿的壮观景象，正是“新荷”的未来世界。
这首诗，单就咏物而言，也是清新可喜的。再看诗中的“勿言”、“宁知”这些强烈语气，读者就不免会推测：诗人如此用力为新荷抱不平，恐怕不会是无所寄托的吧。据《粱书·沈约传》记载，沈约幼年因父亲被诛，被迫潜窜他地，以后虽然“会赦免”，却“流寓孤贫”。但他“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最终“遂博通群籍”，累官至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宫，校四部图书”，堂堂皇皇地进入“天池”，成为当世首届一指的大学者、大手笔。诗人看到新荷初出时的微陋，遥想自己幼小时的辛酸，他不禁深感慨。他不禁充满自信地说：新荷的今天虽然为人们所轻贱，但它在明天，定将是姹紫嫣红的创造者。诗人幸而言中，后来他历仕宋、齐、梁三朝，封侯拜相。他在文学上的“紫”“红”之才，也充分发挥出来了，不仅衣被当世，而且也惠泽后人。
所以，沈约的这首诗，既是咏物，亦是抒怀。诗人咏的是荷花，但读者所感觉到的，同时又是诗人的自我形象。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此诗“依题立义”，通过叙述陈皇后阿娇由得宠到失宠之事，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事人，色衰而唾弛的悲剧命运。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属乐府杂曲歌辞。李白的这首《妾薄命》通过对汉武帝皇后陈阿娇逃脱不了色衰而唾驰的悲惨终局的描写，表达了一种悲悯，悲悯当中又有一种启示。
全诗十六句，每四句基本为一个层次。诗的前四句，先写阿娇的受宠，而从“金屋藏娇”写起，欲抑先扬，以反衬失宠后的冷落。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刘彻数岁时，他的姑母长公主问他：“儿欲得妇否？”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曰：“不用。”最后指其女阿娇问：“阿娇好否？”刘彻笑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刘彻即位后，阿娇做了皇后，也曾宠极一时。诗中用“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两句夸张的诗句，形象地描绘出阿娇受宠时的气焰之盛，真是炙手可热，不可一世。但是，好景不长。从“宠极唾还歇”以下四句，笔锋一转，描写阿娇的失宠，俯仰之间，笔底翻出波澜。娇妒的陈皇后，为了“夺宠”，曾做了种种努力，她重金聘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李白《白头吟》；又曾用女巫楚服的法术，“令上意回”。前者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后者反因此得罪，后来成了“废皇后”，幽居于长门宫内，虽与皇帝相隔一步之远，但咫尺天涯，宫车不肯暂回。“雨落不上天”以下四句，用形象的比喻，极言“令上意回”之不可能，与《白头吟》所谓“东流不作西归水”、“覆水再收岂满杯”词旨相同。最后四句交代其中原因。
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这样一条规律：“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发人深省的诗句，是一篇之警策，它对以色取人者进行了讽刺，同时对“以色事人”而暂时得宠者，也是一个警告。诗人用比喻来说理，用比兴来议论，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和比兴的作用，不去说理，胜似说理，不去议论，而又高于议论，颇得理趣。由此可知靠美色取悦与皇上不能得到多少好处。唾是应该有距离的，不能距离为零，否则物极必反。
这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气韵天成，比喻贴切，对比鲜明，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相比，比中见义。全诗半是比拟，从比中得出结论：“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显得自然而又奇警，自然得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奇警处，读之让人惊心动魄。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这两句是说，抬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春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路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诗人笔下的描绘来看，此时应该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隐隐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长寿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诗人还是认真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题为《咏史》，实则伤时，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庸俗苟安之状。他们或依附权门，窃踞要职，或明哲保身，埋头著书。结句才接触史事，以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知识分子的用心。借古讽今，含意深邃，深刻而又辛辣地把对“名流”的揭露提高到对清王朝统治的批判上，鞭挞了当时整个现实社会的腐朽没落。
首联写在繁华的东南地区，那些依附权贵、沽名钓誉的所谓“名流”，都是从个人利害出发互相勾结和倾轧，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恩怨，把这个地区搞得乌烟瘴气。作者客居昆山，俯仰东南士风，感慨颇多，所以在诗中着重讽刺了江南一带“社会名流”争名逐利的卑劣品行以及官场为小人所把持的现状。
颔联中说“名流”中之官场，既有手柄大权、铜气熏天之“牢盆狎客”，亦多团扇麈尾、高谈阔论而百无一能之贵介子弟，那些在盐商家帮闲的清客和那些轻薄文人——即所谓的“名流”，在当时的社会操纵全局、窃据高位。诗句中虽未具体揭示“名流”们祸国殃民的罪恶，也没直接描写老百姓遭受欺压的苦难；但整个社会被这样一批狐群狗党所统治，不难想见这表面上繁华绮丽的金粉世界是怎样的乌烟瘴气，二者共同酿就的恶浊之风深为作者所厌憎。一“操”字、一“踞”字本无褒贬，此处却写得极富动感、极冷峻，鞭挞之意鲜明自见。
颈联反映了士人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的处境和苟安态度。诗句中既表现了诗人对清政府利用文字狱镇压士人的愤恨，也对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醉心于个人名利的士人表示了不满和慨叹，对现实的另一端、与官场相对照的“士林”心态予以揭皮见骨的描摹，痛下针砭。表示了作者对高压下的知识群体的柔媚、怯懦充满愤懑与同情，从而引出结尾两句。
尾联作者锋芒所向是玩弄士人于股掌之间的最高统治层。从刘邦假惺惺的不可能兑现的封侯许诺，到李世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洋洋得意，再到朱元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自外其教”，应“诛其身而没其家”的酷法，再到清初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字狱案，谙熟史事的龚自珍深悉底里，于是借田横的故事告诫世人不要轻信清政府的怀柔政策。借这一历史故事，揭露了清政府对士人采取的思想压制和笼络政策的欺骗性。他们才是造就这些“黑幕”的总后台。作者真正可贵的思考蕴藏在最后这一问中。
这首诗的特点在于一是表现为吟咏历史与讽喻现实的统一；二是表现为政治思想与艺术概括的统一；三是全诗层次清晰，笔锋犀利，用典贴切，叙议结合，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造语凝重端方，属对严谨工整，音调铿锵悦耳，读来有骨力铮铮之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