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小令中，作者先以“柳营，月明，听传过将军令”交代了自己写作的时间、地点以及主人的身份。“柳营”也即汉代周亚夫屯军所在的细柳营，汉文帝曾经因为没有军令而被挡在营门之外，赞叹日“真将军矣”，因此“柳营”后来就成了军纪严明的军营的代称。刘时中用在此处，显然是要称赞这位设宴的万户在治军上的成绩。
“高楼”“卧护”两句，进一步围绕将军治军的严明展开。夜半时分，明月高悬，鼓角随时准备奏响，打更之声间作，这一派威严肃穆的景象透露出万户所辖军队的不凡气度。“卧护”一句，写将军终日勤于军事，抱病守边，使得边疆战事不起，百姓得以平安度日。这一句本是要表达对将军功绩的推崇和赞美，若把握不当，容易给人以谀美之嫌疑，但作者巧妙地引人了“高楼”“鼓角”等意象，将称誉之情融合到景色的渲染中，从而自然地带出了作品的主题，可谓不落俗套。
“横槊呤情，投壶歌兴”句，乃是以“前人旧典型”来进一步衬托将军的才华功业。“横槊”化用的是三国曹操典故，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曾称赞其“横契赋诗，固一世之雄”；“投壶“的典故则出自宋代名将岳飞，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曹、岳二人，都是历史上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和将领，作者以万户和此二人并列，对将军的文韬武略可谓推崇至极。
“战争，惯经”，以一个“惯”字点出将军身经百战的经历，是对将军往昔经历的回忆。而“草木也知名姓”，化用的其实是唐代张万福的故事，《唐书·张万福传》载：“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日：‘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作者在这里将镇守边疆的将军和主镇一州的刺史相提并论，十分巧妙得体，渲染出了万户威名赫赫、声震南北的气势。
第二首小令着重刻画将军的心理，生动传神。《虎韬》《豹韬》，与《文韬》《武韬》《龙韬》《犬韬》合称为“六韬”，据传都是姜太公所作，后世用以泛指兵书。“一览胸中了”一句，称赞万户的饱读兵书、胸中富有韬略。
但接下来，作者没有继续一味称颂赞美，而是开始刻画将军的苦闷心理。他先写将军现在的尴尬处境，虽然通晓兵书、善于作战，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现在却只能“时时拂拭旧弓刀”，再也无缘上场作战。至于原因，则以一句“却恨封侯早”带过，十分巧妙。封侯拜相，出入朝堂，原本是许多人一生追求而不得的目标，但这位万户却因为其实现太早而心生抱怨。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将军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境界。
“夜月铙歌，春风牙纛，看团花锦战袍”，这一句具体描写将军封侯后的怅惘情状，戎马半生、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将军如今失却了意气，只能于春风之中，夜月之下，细细地端详自己的“团花锦战袍”，沉浸在对往日边疆生活的追忆中。此情此景，连置身在外的读者都有一种怅惘、失落之感，将军本人心情的沉重，更是不必明言了。
“鬓毛，木雕，谁便道冯唐老”，这一句运用的是西汉冯唐的典故，冯唐是西汉文帝时的名臣，曾经为云中守魏尚辩护，使其官复原职，后来由中郎署长攫升为车骑都尉。但汉景帝时期，这位知人善任、敢于犯颜进谏的重臣却被罢免，一直闲居家中。等到武帝即位，想重新启用这位旧臣时，冯唐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再上朝效力了。自此，“冯唐易老”便成了功名不就、试图蹉跎的代名词。此处，“谁便道”三字是作者对万户的勉励之语，诚挚动人，想来老将军听到后也必定被冯唐自勉的精神鼓舞吧！
这两首小令，一则称扬将军往日功业，一则刻画将军此刻心理，虽是常语，却用得贴切自然，颇能翻出新意，丝毫不见做作俗滥。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此篇无首无尾，诗人只是选择男子离家出走，女子拽着男子衣袖，拉紧他的手，苦苦哀求他留下的一个小镜头，以第二人称呼告的语气反复哭诉。全诗只有两章八句，既没有点明男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没有交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而诗人描绘的这幅平常而习见的画面，却是活灵活现的。诗中生动地描述了一幅似乎非常具体的生活场景：一对男女在大路上追逐，女的追上男的，在路边拉扯纠缠，还似乎有女子悲怆的哭诉声，她呼唤着男子，不断重复地说着：“不要嫌恶丢弃我！”“多年相爱不能说断就断！”除此，她已经没有别的话要说，仿佛自己的一切辛酸、痛苦、挣扎、希望都凝聚在这两句话中了。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哀求下，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这是女主人公唯一祈求。但是，诗至此却戛然而止，不了了之，留下了一大片画面空白，容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情趣去创造，去丰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设想，绘出不同结果的精彩画面。所以诗中这幅片断性的画面尽管是一目了然的，但却是极具有包孕性的。
此诗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原诗纯为赋体，二章四句，每句皆押韵。第二章首句“路”，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当作道，与手、魗、好为韵，凡《诗》次章全变首章之韵，则第一句先变韵。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