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繁华都市花街柳巷之景，下片写冶游狎妓之人品行之丑恶、神态之骄横，状景写人，前后相合，寓讽其中，委婉含蓄，艺术上颇有特色。
词的上片写十里长街繁华绮丽的外景，且于写景中寓有情意，词境迷离悄恍：朱红栏干的桥梁横跨水面，桥的尽头是一条笔直的长街；街的两旁，嫩柳繁茂，柔条披拂，微风中轻轻地摇摆着。桥曰“赤阑”，暗示桥的华美；街曰“香”，更耐人寻味；而且它是笔直的，暗示街道繁华。柳可“笼街”，足见柳多。这柳又既“细”且“娇”，显示出她那婀娜多姿，柔条动人的神态。难怪李庚说陈克“诗多情致，词尤工”（《词跋》），只此开头两句，就已情致绵绵了。不仅把柳的姿态“形容曲尽”；而这既“香”且“直”又紧挨着河桥的“街”，更婉转多姿。
第三句应首句的“香街直”，写这长街果然与众不同，它的楼房建筑，金碧辉煌，高大伟岸，直上青空。“金碧”色浓，“青空”色淡，用一“上”字把它们联系起来，一片青淡高远的背景衬托下，“金碧”更光辉耀眼。“花晴帘娇红”，由上句楼房的巍峨矗立，而到那一户户的具体人家。这些人家也与众不同，不仅有花，而且花色鲜艳，花光明媚，花气袭人。一个“晴”字把花的艳丽芬芳，和其爽心悦目的视觉美，充分表露出来。接着，词人又用“帘娇红”来作渲染。这五个字意境完整，帘娇的红，是由于“花晴”，而若无“帘娇红”的映衬，也就减少了“晴”的份量，所以这里它们是互为表里的。这一来，花红，帘红，帘娇红，连晴朗的天气，也都成了红彤彤的。词人很善于烘托气氛，渲染环境，他的词格调高远，情思闲雅，而终归于淳厚。所谓“一语之艳，令人魂绝”（王世贞语），但这“艳”，绝不如温词的“香而软”，而是更具意趣。
过片两句黄衫，隋唐时贵族少年所穿的黄色华贵服装。《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唐明皇“以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后用黄衫指衣饰华丽姿容秀美的少年公子。这里身着黄衫的贵公子，骑着白马，不是去游春，却是“日日青楼下”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以“飞”字联系“黄衫、白马”，缴足了人的奔驰之状。而“日日”二字又见人的奔驰之频。
下片第三句是对上两句的补充。这些贵公子花天酒地一番之后，醉眼惺忪，骑高高的白马上，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十里长街，花香柳媚，时当午刻，正是繁华热闹的时候。说“不逢人”，是从反面着笔，说明这公子哥目中无人，一切都不在乎。
结句写一阵马蹄声沙沙踏过去后，“黄衫飞白马”的娇子远去了，马蹄掀起的尘土仍腾起空中。这时，正是中午，花开正红，随着尘土，也传来阵阵花香。“香”与“尘”是给人以相反感触的事物，但此刻，它们却夹杂一起。“午香”与“暗尘”之间，用了一个“吹”字。“暗尘”不会送来“午香”，只有风可送来花香，说“吹”有“暗尘”扬起的意思。
这首词的结构于写景中寓有深意。李白《古风》之二十四“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写豪贵人物招摇过市的情状，只以“扬尘”一事点出，此词结句拟之，而作者寓意，则藏而不露，更有“似尽而不尽”之妙。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首联写的是晨景和晚景。诗人为寻访东吴当年冶铸之地——冶城的遗迹来到江边，正逢早潮上涨，水天空阔，满川风涛。冶城这一以冶制吴刀、吴钩著名的古迹在何处，诗人徘徊寻觅，却四顾茫然。只有那江涛的拍岸声和江边一片荒凉的景象。它仿佛告诉人们：冶城和吴国的雄图霸业一样，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傍晚时分，征虏亭寂寞地矗立在斜晖之中，伴随着它的不过是投在地上的长长的黑影而已，那东晋王谢贵族之家曾在这里饯行送别的热闹排场，也早已销声匿迹。尽管亭子与夕阳依旧，但人事却已全非。诗在开头两句巧妙地把盛衰对比从景语中道出，使诗歌一落笔就紧扣题意，自然流露出吊古伤今之情。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颔联两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此处写的景，则不仅是对历史陈迹的凭吊，而且以雄伟美丽的山川为见证以抒怀，借以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识见。诗人说：看哪，时序虽在春寒料峭之中，那江心不沉的战船——蔡洲却已长出一片嫩绿的新草；那向称金陵门户的幕府山正雄视大江，山顶上升起袅袅青烟，光景依然如旧。面对着滔滔江流，诗人想起了东晋军阀苏峻曾一度袭破金陵，企图凭借险阻，建立霸业。不久陶侃、温峤起兵在此伐叛，舟师四万次于蔡洲。一时舳舻相望，旌旗蔽空，激战累日，终于击败苏峻，使晋室转危为安。他还想起幕府山正是洲于丞相王导曾在此建立幕府屯兵驻守而得名。但曾几何时，东晋仍然被刘宋所代替，衡阳王刘义季出任南兖州刺史，此山从此又成为刘宋新贵们祖饯之处。山川风物在变幻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变异，诗人看到的仍是：春草年年绿，旧烟岁岁青。这一联熔古今事与眼前景为一体，“新草绿”、“旧烟青”六字下得醒豁鲜明，情景交融，并为下文的感慨作铺垫。
“兴废洲人事，山川空地形。”颈联承上两联转入议论。诗人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并示警当世：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他们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在这一联里，诗人思接千里，自铸伟词，提出了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的卓越见解。后来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无双。”即洲此化出。足见议论之高，识见之卓。
尾联“《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六朝帝王凭恃天险、纵情享乐而国亡，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后世记取。诗人以《玉树后庭花》尚在流行暗示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的后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玉树后庭花》是公认的亡国之音。诗含蓄地把鉴戒亡国之意寄寓于一种音乐现象之中，可谓意味深长。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便是脱胎于此。
《贞一斋诗说》说：“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刘禹锡这首诗就是这样，首联从题前摇曳而来，尾联从题后迤逦而去。前两联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洲，而不是为了追怀一朝、一帝、一事、一物。至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揭示出全诗主旨。这种手法，用在咏史诗、怀古诗中是颇为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