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城南、郭北，互文见义，是说城南城北，到处都在进行战争，到处都有流血和死亡。抒写一场激烈的战事，起句刚叙及“战”，便径接以“死”，而对士卒杀敌的悲壮场景，不作一语描述。战争过后，大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成群的乌鸦，“呀呀”地叫着，争啄着这些无人掩埋的战士。面对这样的惨状，谁都不能不惊心动魄。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这些惨死的战士大声恸哭；也可以理解为死去的战士为自己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他们悲鸣几声。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两句，通过景物描写，进一步渲染战场荒凉悲惨的气氛。清凉的河水流淌着，茫茫的蒲苇瑟瑟着，似乎在向人们哭诉着战争的灾难。“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突然，一声战马的长嘶，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它身受重伤，已经不中用了，但仍然徘徊在死去的勇士身旁，悲鸣着不肯离去。表面上，是对战场上的景物作客观叙写，但这些景物，却是经过诗人严格挑选了的典型画面，无一不寄托着诗人深沉的感情在内。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这里，不只是对眼前战场的情景进行描述，而是把眼光移向了整个社会：战争不仅驻把无数的兵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且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四句，诗人抒发了对死难士卒的哀悼之情。“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子”和“良臣”在这里是同位语，指那些牺牲了的战士。诗人饱含感情，用一个“诚”字，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悲痛。“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感叹战士一去不复返，语句极其沉痛，引起人莫大的悲哀。结尾两句同开头勇士战死遥相呼应，使全诗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但诗中运用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歌辞中死人居然说话了，这就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例证。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