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
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
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遹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遹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遹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遹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遹声》末章说：“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遹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遹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遹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遹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遹“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这首小诗，表达了诗人对莲子的喜爱之情，反映了诗人不以官场失意为意的恬淡闲适的心情。
诗的开头两句叙事，交代了“买莲房”一事强烈地吸引了诗人，诗人连泛舟游西湖的打算都放弃了。在这平实的叙事中，透露出诗人对莲子的喜爱之情。
“旋折荷花剥莲子”既写出了卖莲子者动作的迅速敏捷，也写出了诗人莲子的心情急切。“露为风味月为香”一句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用“露”和“月”来形容莲子的风味和香气，似乎不合情理，但这种形容却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无穷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