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的七言律诗《三月》主要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盛景不再的感慨，其中也寄寓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奈。这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晚唐早已没有了盛唐的雄壮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剩下的仅有颓废和衰弱，作为始终坚持反对朱全忠篡唐的有气节的士人，身处这种时代，面对危乱的时局，却只能无奈叹息，这首《三月》正是诗人无奈的哀叹，一方面是借哀叹美好的初春三月来哀叹国势颓危的晚唐王朝，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盛年易逝，无可挽留，功业未就的现实感慨万分，诗的结尾 “新愁旧恨真无奈，须就邻家瓮底眠”万般无奈的心情表露纸上，借酒消愁却愁更愁。
辛夷花是一月开花的，它才刚刚谢了，桃花却早早的开了。笫一句就说明写诗时是早春时节，这样的时节是充满生气的，绿地草涨莺飞，万物渐欣渐荣。在这样的日子出去踏青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南方，寒食时节，总是细雨飘飘，滋润着千树力‘花，也带给人清新舒服的感觉。第一句的前半句“四时最好是三月”，正好说明“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就好比一个人的少年时期，一个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时期，然而少年也像春天的三月那样，晃一晃就过去了。时间总是这样，在你的指缝隙间流失，而你却全然不知。韩偓在这里就借用短暂的三月来感叹少年时期的一去不复返，让人不禁的感伤了起来。“吴国地遥江接海”，吴国即吴地，是长江及其支流哺乳的地域，长江经过吴地最后流入浩翰的东海，故诗人说“江接海”。汉陵是汉朝天子陵墓，“汉陵魂断草连天”，汉朝天子建立的辉煌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今也只剩陵墓断碑伴着杂草丛生。“新愁旧恨真无奈”，新增添的忧烦苦闷和旧有的遗憾悔恨，让诗人也无可奈何，如今的他除了借酒醉酣睡在瓮底，还以做什么来扭转故国火亡的乾坤呢？
整首诗由春天短暂的三月写到人生的少年，又寄寓着家国灭亡的哀痛。春天的三月快的让人无奈，少年的大好光阴逝去让人无奈，国家变迁更让人无奈。这首诗倾注着诗人对国家的眷恋，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让诗人的诗作风格有着质的改变，和李煜一样，社会动荡、王室颠覆给予韩偓诗歌创作以重大影响。他的诗常有以不写而写来传达窈妙之情，一句“一去不回唯少年”，无伤而让人感伤；一句“新愁旧恨真无奈”，不明言其愁，而愁巳不言而喻。
此诗分六章。第一章是说宣王受天命即位，地位稳固长久。语重心长地鼓励说，“天保定尔，亦孔之固”而且“俾尔单厚”。让宣王消除疑虑，树立起建功立业的信心。第二章又祝愿说王即位后，上天将竭尽所能保佑王室：“俾尔戬谷”“罄无不宜”“降尔遐福”。使王一切顺遂，赐给王众多的福分，还担心不够（“维日不足”）。第三章祝愿说王即位后，天也要保佑国家百业兴旺。此章中作者连用五个“如”字，极申上天对王的佑护与偏爱。诗从第四章起，先写选择吉利的日子，为王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以期周之先公先王保佑新王（“吉蠲为饎，是用孝享。……于公先王”）；次写祖先受祭而降临，将会带来国泰民安、天下归心的兴国之运（“神之吊矣……日用饮食……徧为尔德”）。末章又以四“如”字祝颂之，说王将长寿，国将强盛。全诗处处都渗透着对年轻君王的热情鼓励和殷殷期望，以及隐藏着的深沉的爱心。
诗中所反映的祭祀仪式的规模，内容和举行地点均符合先秦时代新君登基之礼：登基前祭天（前三章向天祷告）、择吉祭祖，又在宗庙中举行。《尚书·周书·康王之诰》载在康王登基仪式之后，“太保暨芮伯……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而《小雅·天保》这首诗也总是说“天保定尔”“俾尔单厚”之类，亦从天命说起，以期望告诫作终结（“徧为尔德”）。这表达了臣子对君主的忠心和对上天的虔诚，也反映了周人的天命观。
在表现方法上，作者恰如其分地使用了一些贴切新奇的比喻，“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等，既使得作者对新王的深切期望与美好祝愿得到了细致入微的体现，也使得全诗在语言风格上产生了融热情奔放于深刻含蓄之中的独特效果。
这首词上片写词人把白鹭招来，郑重其事地告诉它：溪里的鱼儿悠然自得，供人游赏，令人愉悦。我爱惜你白鹭，你白鹭也应爱惜游鱼，不要去吃它们，要欣然相处。表达了对游鱼的爱怜，抒发词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热爱。下片写词人对“虾”“鳅”之类的厌恶。全篇运用拟人化手法，通过与白鹭的对话，对鱼儿和虾鳅不同态度的对比，表现出词人爱憎分明的态度。
起句直呼溪边食鱼儿的白鹭，要它前来听自己的劝告。以下词人的劝告说服，藏有数个曲折。他先动之以情，说溪中的鱼儿已经寥寥可数了；再晓之以理，要它体谅主人的心意，推己及人，与溪中的鱼儿泯去物我，浑然相处。这种物我的浑然一处，正是词人在隐居生活中感悟到的理想生存境界。但是，他虽然强调物我浑然，却并没有泯灭美丑与善恶，不然，物我浑然就变成了和稀泥的庸夫哲学。下片他接着劝告白鹭，但在情意上有所转折：他由眼前溪边而想到远浦别渚，由清美的鱼儿想到泥沙中无数舞动的虾鳅，诱导白鹭去那里饱食美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想象饱食归来的白鹭形象时，简直把它设想成了一个头上白羽飘飘的斗士，这充分反映了他对“虾鳅”的厌恶。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词中的鱼儿和虾鳅成了善类和恶类的象征。而他爱恨分明、疾恶如仇的样子，也很像写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杜甫。这使得此词虽似随兴写成，但却有一定的寓意。
这是一篇对白鹭的箴言，其中抒写了词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一腔无可诉说的幽愤，颇有深意。上片以祈使句作开场白，以下便是对白鹭的谆谆教诲：先指出“鱼儿堪数”的现实，然后提出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词人以命令而强迫的语气说：“要物我、欣然一处”，既是他倔强不屈性格的表现，又是他无力抗争、姑且如此的想法的流露。下片意境拓宽，指出寄情自然的志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而末两句看似放达，实则辛酸，满含一腔孤愤。词人表现出一副麻木不仁、超然世外的模样，对世事根本不理不睬，无知无觉，其实是理想破灭后，对现实彻底绝望后的心志灰冷。这种情感在词中表达得深沉蕴藉。
这首词构思荒诞，但其中藏有天真的生活趣味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在结构上，以人劝鸟构筑全篇的基本骨架，形式上虽打破了词上下片分段的常态结构，但上下片在意思上实有所转折。全词语言通俗，口语化，毫不雕饰，一改辛词中大量用典之风。通篇运用拟人手法，读来大有深意。
“知音不在千杯酒，一盏空茶也醉人”，其中“空茶”，顾名思义，茶碗里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没有茶，没有水，怎么喝呢？又如何能够醉人呢？此句与“有情饮水饱，无情金屋寒”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意在追求精神世界，淡然于物质生活。空茶醉人，其实引人陶醉的非“茶”亦非“酒”，而是知己间的真挚感情。
“空茶”一说指“赵州茶”，相传赵州禅师曾问新到的和尚：“曾到此间？”和尚说：“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另一个和尚，和尚说：“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院主听到后问：“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呼院主，院主应诺。赵州说：“吃茶去。”赵州禅师均以“吃茶去”一句来引导弟子领悟禅的奥义。所谓“赵州一碗茶，今古味无差”，“赵州茶”是今天喝来却不觉古今有味道差别的茶，是一碗平等的茶、一味的茶。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