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于途中过访徐积,畅叙之后又匆匆分别,诗即写在黄庭坚别去之后,从未见故人写到既见故人,再写到分手后的思念之意。前二句的意境与《诗经·草虫》中“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的描写相类似。通过未见时与已见后的对照,真实地表达了朋友间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感情。
后两句极言故人去后,诗人梦萦魂绕的思念之情。这里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而造意新奇,想落天外。梦本是无意识的,但诗人却说梦魂有意地去追寻友人的踪迹,已是神奇绝妙;追寻而不得,其原因竟在忘了问其船泊的停靠处,所以梦绕西城,不忍心马上离开。这两句同时也婉转地表现了诗人对黄庭坚的情意之笃,留恋之深。这里忘却问船泊处是现实中之事,而清梦绕西城是梦幻中之情,诗人故意将梦与真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种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艺术境界。两句诗感情诚挚、意味深长,写积想成梦,梦中寻友之情正与杜甫《梦李白》中“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诸语异曲同工。而因此诗是绝句,故更为凝炼。
全诗纯以时间为次,章法井然有序,语言质朴,全篇几乎没有一个修饰的词语,如同随手书写一样,然而其中表现的感情却是深沉笃实,皆自肺腑中流出。
首句“绊惹春风别有情”,撇开垂柳的外貌不写,径直从动态中写其性格、情韵。柳枝的摇曳,本是春风轻拂的结果,可诗人不以实道来,而说是垂柳有意撩逗春风。“绊惹”二字,把垂柳写活,第二句,“世间谁敢斗轻盈?”把垂柳写得形态毕肖。“轻盈”,形容体态苗条。诗人极写垂柳美,自有一番心意。垂柳暗以体态轻盈的美人赵飞燕自喻,是紧承上句,以垂柳自夸的口气写出其纤柔飘逸之美。“谁敢斗轻盈”问得极妙,这一问,从反面肯定了垂柳的美是无与伦比的,也显出了垂柳恃美而骄的神情。
后二句“楚王江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婆娑于江畔的垂柳,本是无心所插,却害得楚王宫中的嫔妃们为使腰支也象垂柳般纤细轻盈,不敢吃饭,而白白饿死。笔锋一转,另辟蹊径,联想到楚灵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的故事,巧妙地抒发了诗人托物寄兴的情怀。诗人并不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而发。试想当时晚唐朝政腐败,大臣竞相以善于窥测皇帝意向为能,极尽逢合谄媚之能事。这种邀宠取媚的伎俩也很象“饿损纤腰”的楚王宫女,“楚王江畔无端种”,“无端”二字意味深长,江畔种柳,对楚王来说,也许是随意为之,而在争宠斗艳的宫女们心目中却成了了不起的大事,她们自以为揣摩到楚王爱细腰的意向了,而竞相束腰以至于饿饭、饿死,含蓄而深刻。
全诗中诗人将矛头直指皇帝及其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直陈时弊,淋漓痛快。诗人采取了迂回曲折、托物寄兴的手法,柔情中见犀利,含蓄中露锋芒,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各尽其妙。旨在写意,重在神似,他虽无意对垂柳进行工笔刻画,但给读者以艺术美的享受。这首诗咏垂柳,没有精工细刻柳的枝叶外貌,也没有点染柳的色泽光彩,但刻画出体态轻盈、翩翩起舞、风姿秀出的垂柳,是一首具有韵味的咏物诗。
这是一首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待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我欲东归”到“泣下沾衣”六句开始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可知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须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之时,诗人只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嘎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首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此篇似乎有某种联系。
这篇墓志铭作者选取了妻子王弗的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王弗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作者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了妻子王弗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此文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文章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之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讲述了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
词人看到《华山图》中的华山巍峨屹立,瑰奇险峻,雄峙于北方大地,不禁浮想联翩,热血沸腾。宋室丧国之耻,山河破碎之悲,顿时涌上心头,题写了本篇。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中原”二句,写1141年(绍兴十一年)12月,宋高宗赵构听信秦桧谗言,同意求和,与金商定割让京西唐、邓二州及陕西南、秦二州之半给金,双方以大散关为界。陕西大部沦于敌手,仅余四州,华山亦蒙胡尘。这是使三川(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以东伊、洛流域及北汝河上游地区一带)震动的奇耻大辱。结果自古以来作为三秦地区天然屏障的雄关险岭就失去作用,无异于化为灰烬,“关辅”一句即是指此。“泪尽两河”二句,指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攻陷南宋两河地区(河北、河东)一事,曾为保卫这一带浴血奋战的抗金志士莫不痛哭流涕,这又是一件令人悲愤不已的奇耻大辱。把恢复、中兴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词人当然更是痛彻心肺。
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投降派当权,残酷迫害和打击主战派,词人也屡遭排挤,闲置在家,岁月蹉跎,青丝成霜。昔日的英雄,壮志消磨,而收复大业,仍然无人过问,沦于敌手的千仞华山,依然难以回归。词人看到华山图,怎能不满腔激愤呢?
全篇抒发了词人对宋室沦亡的悲叹和对收复失地的企盼,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麻木不仁的气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献身的报国激情,是豪放词中的一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