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白写过许多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长干行两首》就是其中杰出的诗篇。
长干是地名，在今江苏南京。乐府旧题有《长干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二载有古辞一首，五言四句，写一位少女驾舟采菱、途中遇潮的情景。与李白同时的崔颢有《长干曲》，崔国辅有《小长干曲》，也都是五言四旬的小乐府体，所描绘的都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男女青年的生活场景。这些诗歌内容都较简单。李白《长干行》的篇幅加长了，内容也比较丰富。它以一位居住在长干里的商妇自述的口气，叙述了她的爱情生活，倾吐了对于远方丈夫的殷切思念。它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深挚的情感的少妇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这是两首爱情叙事诗。第一首诗对商妇的各个生活阶段，通过生动具体的生活侧面的描绘，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诗人通过运用形象，进行典型的概括，开头的六句，婉若一组民间孩童嬉戏的风情画卷。“十四为君妇”以下八句，又通过心里描写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小新娘出嫁后的新婚生活。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更以浓重的笔墨描写闺中少妇的离别愁绪，诗情到此形成了鲜明转折。“门前迟行迹”以下八句，通过节气变化和不同景物的描写，将一个思念远行丈夫的少妇形象，鲜明地跃然于纸上。最后两句则透露了李白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阕诗的不少细节描写是很突出而富于艺术效果的。如“妾发初覆额”以下几句，写男女儿童天真无邪的游戏动作，活泼可爱。“青梅竹马”成为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语。又如“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写女子初结婚时的羞怯，非常细腻真切。诗人注意到表现女子不同阶段心理状态的变化，而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再如“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通过具体的景物描写，展示了思妇内心世界深邃的感情活动，深刻动人。
第二首诗与第一首诗同是写商妇的爱情和离别的诗。第二首诗恰似第一首诗中的少妇风尘仆仆地划着小船来到长风沙的江边沙头上等候久别的丈夫。此诗在描述女子情感脉络上非常细密柔婉，像是山林中的清泉涓涓流畅而又还回曲折，给读者留下数不清的情韵，把少妇的闺怨描写得淋漓酣畅。这首诗中，诗人用“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两句便将女主人公的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五月南风兴”以下四句交代了诗中丈夫的行踪。“昨日狂风度，吹折江头树”则表现了她对夫婿安危的深切关怀，最后，“自怜十五余，颜色桃花江。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以少妇感怀身世的方式将满腔离愁别恨渲染得恰到好处。这首诗将南方女子温柔细腻的感情刻画得十分到位。全诗感情细腻，缠绵婉转，步步深入，语言坦白，音节和谐，格调清新隽永，也属诗歌艺术的上品。
但是，与第一首诗相比起来，第二首诗显得要稍逊一筹。第二首诗与其他描写闺怨题材的诗一样，是从少妇时期入手， 而第一首诗却别出心裁，偏偏从童年时期的两小无猜写起，李白在此诗中打破了陈规，自出机杼。它通过描绘出的一副副生活场景 ，精心渲染环境气氛，使得人物性格更加生鲜自然，显示出完整性和独创性。一连串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几乎显示了女主人公的一部性格发展史。这些是第二首诗所没有达到的艺术高度。
透过第一首诗典型化的语言，塑造出了一个典型的商人小妇形象。这就是典型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赞美这首诗是最贴切不过了，相形之下，第二首诗略显平庸，一则在于它的遣词用句没有前者的创新性，二者它的叙述方式没有摆脱掉其他相同题材诗歌的影子。它更加注重愁怨的描写，而第一首的最后两句“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则带有一丝脱离封建礼教的解放色彩。因此，第一首诗塑造的人物更加鲜明饱满，更令读者喜爱。
《长干行二首》的风格缠绵婉转，具有柔和深沉的美。商妇的爱情有热烈奔放的特点，同时又是那样地坚贞、持久、专一、深沉。她的丈夫是外出经商，并非奔赴疆场，吉凶难卜；因此，她虽也为丈夫的安危担心，但并不是摧塌心肺的悲恸。她的相思之情正如春蚕吐丝，绵绵不绝。这些内在的因素，决定了作品风格的深沉柔婉。
诗的起首两句紧扣题目中的“思”字，把笔势展开：“中原邈邈路何长，文物衣冠天一方。”以沉痛的笔调写出了对中原、汴京的怀念：中原邈远，道路绵长；礼乐典制、世家大族所聚的汴京，天各一方。这两句为下边的抒写拓广了领域。所谓“路何长”，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从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到淮河南岸重镇淮阴，不过千里路程；从淮阴渡淮河，进入中原，可以朝发夕至；如从荆州、襄阳一带北上中原，轻骑兼日可达。作者在他的《西吴曲·忆襄阳》一首词里说过：“乾坤谁望？六百里路中原，空老英雄，肠断剑锋冷。”可见“文物衣冠天一方”的距离，不是空间辽远所造成，而是人为的政治因素所造成。从隆兴议和之后，宋廷畏金如虎，“恪守”协议，即使近在咫尺之地，也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至于恢复中原，更非所想，年复一年，而形势如故，志士怎能不为之凄然伤怀！
颔联“独有孤臣挥血泪，更无奇杰叫天阊。”转到了自己方面，追想当年曾为国家挥洒过血泪。这里指他早年向朝廷上书陈述恢复方略而言。他的孤忠并没有受到赏识，他的才略没有得到施展，空落得四处流浪。他在《念奴娇·留别辛稼轩》中说：“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表现出他的怀才不遇的哀怨情绪，这几句词语，也正是“独有孤臣挥血泪”诗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下句慨叹当时没有奇杰的人物象他那样上书朝廷，力陈恢复大计。天阊，即天门，出自《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这里指朝廷。这一联诗句反映了当时朝政萎弱不振，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朝廷仍抱有幻想，认为多几个奇杰人物把天门叫开，据理力争，就会震动“宸衷”，幡然醒悟，使国家兴复。是不是可能呢？在隆兴议和之后，最早叫天门的奇杰人物是辛稼轩，他曾向孝宗皇帝上《美芹十论》，全面论述兴复方略，洋洋洒洒达数万言，结果呢，只不过叫他当个小小的朝官司农寺主簿，一个很有军事韬略的人物，却分配去管理农业生产。孝宗末年又一个叫天门的人物是陈亮，曾向孝宗连上三书，力倡恢复，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激怒了一批官僚，交相攻击，斥之为“狂怪之士”。事实证明，隆兴和议之后，宋廷君臣已被吓破了胆，根本不会振作起来，不管有多少奇杰人物齐集天门叫喊也是枉然。我们不能要求诗人对宋廷的腐朽虚弱本质有全面的认识，他的爱国精神毕竟是可贵的，这一联诗句感情激越，忠愤之气溢于言外，有振聋发聩之力。
颈联“关河夜月冰霜重，宫殿春风草木荒。”宕开一笔，思绪集中到边疆，集中到汴京方面。“冰霜重”是说天气严寒，这只是表面意思，它的真正内涵是说宋军无力闯过边关，挺进中原，使得恢复汴京渺茫无期。“宫殿”承首联次句。春风吹来，本是草木争荣的时候，而汴京的帝王宫殿因为处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在春天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那么，广大人民呢？其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了。陆游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里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表达了金统治之下的广大人民深盼南师的情意。这个意思在此联里也可体会得到。在艺术上对仗精切，而气韵流动，饶有唐人风味。
尾联“犹耿孤忠思报主，插天剑气夜光芒。”再转到自己方面。上句承第三句，表明过去挥洒过血泪，现在报主之志仍然未衰。下句用的是龙泉剑的典故。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五，诚信高洁之剑。传说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后被沉埋于丰城监狱下的地层中。《晋书·张华传》：“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外紫气。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伟象，乃要焕宿，因登楼仰观。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大耳。’华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遣使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这里诗人用来自比，虽被沉埋而精光不灭，仍然可以上插于天。这是壮语，也是真情语，他早在《下第》诗中就有“振海潮声春汹涌，插天剑气夜峥嵘”之句，这里再次用这个典故，表现出诗人的坚强性格，它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是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热爱，这种思想感情往往是通过“报主”“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应以其人的事业成败，或是否有实际行动来论的。
七律难在发端和结句，发端要放得开，要气象宏远；结语要收得住，要辞尽而意不尽。这首诗以悲语起，先把视线伸到中原，伸到汴京，颔联倒插，追忆当年挥洒血泪，颈联再推拓开去，把视线伸到边疆，再伸到汴京，最后以壮语作结，全诗开阖变化神完气足，过接自然，在七言律诗中是一首形式完美、情感动人的佳作。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