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晚年回归故乡时路过薇山亭时所作。该诗主要通过南云、北雁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思恋,通过单独询问故乡篱笆下菊花抒发了诗人思乡欲归的急迫心情。全诗即景抒情,感情比较含蓄。
诗的首句就云“心逐南云近”,在这一句当中,寄寓了丰富的含义。首先是诗人对家乡的思念,然而思念却不得归还,于是仰天长叹,奇情于南去的白云,就是陆机所说的“指南云以寄款”。但是只云去而未去,思乡之悄愈苦,只得心追逐南去的白云飘逝。江总在思乡情浓时,总是仰望那南去的白云,在《遇长安使寄裴尚书》中亦云“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表达的仍然是这种思乡的感情。如果说在《寄装尚书》中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着重表现的就是一种归还家乡的焦急心情。因为此时诗人已经行走在回家的路途之上了。
第二句是“形随北雁来”,在上句表达思乡之苦和归乡之焦急之后,这一句流露了一种来到南方的欣喜。伴随那从北而来的轻快的大雁,诗人来到了南方。因为归家乡的感望就要实现了,所以欣喜;因为心中欣喜,因而脚步也就轻快。“形随北雁来”五字显得自自在而飘逸。
前二句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第一个波折,从对比中表现出诗人对家乡的深深的思念。从格律和用词上看,这二句对仗工整,表现出诗人语言技巧的高妙;在语势上,语句轻快急促如行云流水很好地表现了诗人归家的心情。
后二句是“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作者通过这个问题,把思乡的感情变得深沉了。在回故乡的途中,在思乡之情急切的时候,也是在家乡就快要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诗人突然想到了故乡篱墙下的菊花,这种思维过程非常符合感情发展的逻辑。篱墙下的菊花是一个具体的物像,而且是诗人在故乡时常常能见到的东西,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埋藏在诗人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在归乡的感望就要实现的时候,它就突然从潜意识里跳了出来,诗人对故乡的印象也清晰起来。诗人这时想到了篱下菊,但并不是只想到了篱下菊,从前常常见到的物像必然附著着许多其他的事件、感情,所以想起了篱下菊,那些篱下菊上的附著物也自然就联想起来了。因此,诗人通过对一个单一而具体的物件的回忆下子唤起了对家乡的整个的印象。可见这两句诗使全诗的感情得到了深化。而此二句的语势变得缓慢,也正好村托了这种深化的感情。
“见也如何暮。”起句即叹相见恨晚。“也”字,如闻叹惋之声。相见为何太晚呵!主人公是个中人,见也如何暮,其故自知,知而故叹,此正无理而妙。从此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恨,已足见其情意之重,相爱之挚矣。但亦见得其心情之枨触。此为何故?“别也如何遽。”又是一声长叹:相别又为何太匆忙呵!原来,主人公眼下正当离别。此句中如何,亦作为何解。叹恨为何仓促相别,则两人忘形尔汝,竟不觉光阴荏苒,转眼就要相别之情景,可不言而喻。
上句是言过去,此句正言现在。“别也应难见也难”,则是把过去之相见、现在之相别一笔挽合,并且暗示着将来难以重逢。相见则喜,相别则悲,其情本异。相见时难,相别亦难,此情则又相同。两用难字,挽合甚好,语意精辟。不过,相别之难,只缘两情之难舍难分,相见之难,则为的是人事错迕之不利。两用难字,意蕴不同,耐人寻味。
见也难之见字,一语双关,亦须体味。见,既指初见,也指重见,观上下文可知。初见诚为不易——“见也如何暮”。重见更为艰难——“后会无凭据”。后会无凭,关合起句“见也如何暮”,及上句“见也难”之语,可知此一爱情实有其终难如愿以偿的一番苦衷隐痛。主人公情好如此,而终难如愿以偿,其原因不在主观而在客观方面,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虽说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可是毕竟是此事古难全呵。上片叹恨相见何晚,是言过去,又叹相别何遽,是言现在,再叹后会无凭,则是言将来。在此一片叹惋声中,已道尽此一爱情过去现在未来之全部矣。且看词人他下片如何写。
“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写行人临去时心下犹豫。行人去也,可是又怎样去得了、舍得走呵!可是要“住”,即留下不去呢,情势所迫,又怎么能够?正是“住也应难去也难”。此句与上片同位句句法相同,亦是挽合之笔。句中两用难字,意蕴相同。而“别也应难见也难”之两用难字,则所指不同。此皆须细心体味。写临别之情,此已至其极。
然而,结句仍写此情,加倍写之,笔力始终不懈。“此际难分付。”此际正谓当下临别之际。分付训发落,宋人口语。难分付,犹言不好办。多情自古伤离别,而临别之际最伤心。此时此刻,唯有徒唤奈何而已。词情在高潮,戛然而止,余音却在绕梁,三日不绝!
此词写艳情。它以秾丽的语言描绘艳情,没有丝毫的隐晦,冶雅俗于一炉可谓极小词之能事。这一点,也可算是牛峤自己的风格。
词中以男女幽会为主要内容,侧重写幽欢过程中的情景和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词风大胆泼辣,淋漓尽致。首句写室内陈设的华丽:玉炉,状香炉之华贵;冰簟,状竹席之晶莹凉爽;鸳鸯锦,状锦被之华美。此词通过首句景物的描写,为一对情人的幽会安排了特定的环境,而且第二句紧接着写幽会,词意径露,不避浅宿,在《花间集》中也是罕见的。然而写欢情也只是到此为止,词人在笔下还是注意分寸的。一下二句。他便宕开一笔写外在因素的侵扰和女主人公细微的心理变化。当他们欢情正恰时,帘外传来一阵辘轳声,划破了长夜的宁静,报道了拂晓的来临。这好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里,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应。“敛眉含笑惊”,就是辘轳声在女主人在感情上激起的波纹。“敛眉含笑”,正尔欢浓,早汲水声传,顿惊晓色,所谓“欢娱嫌夜短”也。简单五个字,概括了女主人公刹那间复杂的感情变化,用笔何其精炼而准确。
换头一句,从室内写到室外,化浓艳为疏淡。细玩此篇词意,“柳阴轻漠漠”一句并非写一对恋人在柳荫下相会。盖由夜至晓,初日斜照,窗外的杨柳已投下一片阴影。柳阴非但表现了时间的转移,且与起句的“冰簟”相呼应,说明季节已届夏天。何以得知并非写柳荫相会,下面一句可以为证。“低鬓蝉钗落”,语本李商隐《偶题二首》之一:“水文簟上琥珀枕,傍有堕钗双翠翘。”可见仍写枕边情事。
由于下阕仍写室内,故结尾二句便有了着落。一般小词均以景语作结,给读者留下想象余地,此词却以情语取胜。其实如果从严要求的话,这两句不免过于狎昵,作艳语者无以复加,却能备受前人称道,主要是因为它大胆地描写了女子感情生活的热烈追求,直抒胸臆,毫无掩饰,也毫无假借,更没有其他小词中那种欲吐还吝、扭捏作态样子。用今天的话来讲,它还打破了几千年来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现了女主人公爱好个性自由、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一句话,它塑造一个生活中真实、人性未被扭曲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特点的人。就词风而言,则于婉约中具豪放之笔,在唐五代词中极为少见。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