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即“輓歌”。古人送葬时,执绋挽丧车前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丧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
“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墓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
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只是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脱落,尘缘的结束。这只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命代谢,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这种自然的死亡观也让诗人本来贫病交加的命运化为诗化的人生。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词的上阕分析宋朝戈金的有利形势,首先刺堂之上有在宴席之中就能战胜列手的智谋之士,而在边疆有骁勇善战的将领与士兵。宋朝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戈金是完全可行的。之所以要这样分析,主要是针对当时朝廷弥漫的自卑、畏敌情绪而言的。虽然已经议定要戈金,但是朝野上下对于抗金的胜利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刘过这首词就是鼓励大家要看到希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抗金事业中去。词中引用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盖子·公孙丑下》),其实就是强调虽然南宋的军队实力比不过金国的军队,但只要南宋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充分发挥人和的作用,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南宋的。
词的下阕瞻望南宋戈金的大好前景:只要执政者治理有方,君臣同心,同休共戚,那么明年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而用不了多久,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引来四方朝贺的。这从全词的形势说到韩伉胄本人,是对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让人充满信心和勇气。
该词运用很多口语化、散文化的句子,大有以文为词的倾向,读来朗朗上口,更增加了词的魅力。全词语言流畅、气势磅礴。
这首诗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
此诗写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镜头:有人坐车从里中经过,看见有两个或数个小儿在啼哭,看长相像是同父亲兄弟,因为小儿哭得太悲伤了,所以乘车的人走了过去又不能不回过车来,询问小儿哭的原因。听了小儿悲惨遭遇的诉说,他悲叹不止。
孤儿的悲啼,是汉乐府民歌反映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这首诗和《孤儿行》等篇一样,表现了对被抛弃蹂躏的孤儿的深切同情,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上留田行》没有《孤儿行》那么多的细节描写,诗人只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作为兄长的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一个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从幼弟的哭泣和路人的感叹中,兄虐其弟的情境,使人自然领悟。
这首诗歌构思颇为新颖,开头两句从乘者眼中写啼儿,不蔓不枝又似在目前。后两句一问一悲,含无限情节于言语文字之外。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指出:“啼儿答语,更不揭出,语极含蓄。”不仅啼儿答语未揭出,作者已完全将啼儿抛置一边,只写问者之悲,他给读者留下的想象天地是无限的。王粲《七哀诗》云:“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在写法上,显然受《上留田行》的影响又有发展。两诗相比,王粲诗激情有余而含蓄不足。
余冠英《乐府诗选》认为此诗“不是全章”。按照叙事诗的要求,它确实需要补出许多内容。但汉乐府的叙事,常常不拘于事件首尾的叙述,而挑选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点去集中描绘,这是一种成功的笔法,也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再加上任何内容,都会成为画蛇添足,破坏这首诗的简洁和含蓄美。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当与《孤儿行》比照阅读。
李白有《塞下曲》六首。元人萧士赟云:“此《从军乐》体也。”这一组诗与其他许多初、盛唐边塞诗一样,以乐观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壮美的意境反映了盛唐的精神风貌。
【其一】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寒”字,隐约透露出诗人心绪的波动,何况寒风之中又传来《折杨柳》的凄凉曲调呢!春天在边疆是看不到的,人们只能从笛曲之中去领受,去回味。《折杨柳》为乐府横吹曲,多写行客的愁苦。在这里,诗人写“闻折柳”,当亦包含着一层苍凉寒苦的情调。他是借听笛来渲染烘托这种气氛的。沈德潜评论这首《塞下曲》前四句说:“四语直下,从前未具此格。”又说:“一气直下,不就羁缚。”诗为五律,依惯例当于第二联作意思上的承转,但是李白却就首联顺势而下,不肯把苍凉情绪稍作收敛,这就突破了格律诗的羁绊,以气脉直行,豪纵不拘,语淡而雄浑为其特色了。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古代出征要敲击钲、鼓,用来节制士卒进退,五、六两句,写的正是这种情况。语意转折,已由苍凉变为雄壮。诗人设想:自己来到边塞,就在天山脚下,整日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白天在钲、鼓声中行军作战,晚上就抱着马鞍子打盹儿。这里,“晓战”与“宵眠”相对应,当是作者有意在概括军中一日的生活,其军情之紧张急迫,跃然纸上。“随”字,摹状士卒的令行禁止。“抱”字,描绘士卒夜间警备的情况。二句写的是士卒的生活场景,而他们守边备战,人人奋勇,争为功先的心态则亦尽情流露出来。
尾联“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斩楼兰:据《汉书·傅介子传》:“汉代地处西域的楼兰国经常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出使西域,楼兰王贪他所献金帛,被他诱至帐中杀死,遂持王首而还”。这里是借用傅介子慷慨复仇的故事,表现诗人甘愿赴身疆场,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直”与“愿”字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其二】
这首诗写战士们努力征战,不辞辛苦,希望能真正营造出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让广大人民不再受外族入侵的威胁,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其三】
首句写战马飞奔,有如风驰电掣。写“骏马”实际上是写驾驭骏马的健儿们,马壮是为了借喻兵强。在唐代前期,胡马南侵是常有的,唐高祖李渊甚至一度被迫“称臣于突厥”(《旧唐书·李靖传》)。因此,健儿们杀敌心切,斗志昂扬,策马疾行。
“出渭桥”和“辞汉月”,是指出军队的出发点和行军路线。“出渭桥”而“鸣鞭”,正所谓快马加鞭,进一步烘托出健儿们的急切心情,也渲染了军事任务的紧迫和唐军士气的旺盛。气势雄浑,大有高唱入云之势。
从“辞汉月”到“破天骄”,即从军队出发到克敌制胜,是一个极大的转折。“插羽”,鞍上箭。“天骄”,匈奴曾自称“天之骄子”,这里泛指敌人。从“弯弓”到“插羽”,瞬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大转折,省掉了多少鏖战情节和厮杀场面的描写,足见布局的简洁,笔法的洗炼。然而这又是十分自然的、可信的。既然是兵强马壮,士气高昂,自然就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天兵所向,势如拉枯摧朽。这是符合逻辑和顺理成章的。也暗示将领指挥得当,这次战役完全符合“兵贵神速”的兵法要求。
五、六句描写“破天骄”后的战场景象。在正义之师面前,敌人不堪一击,土崩瓦解,望风而逃。古人认为客星呈现白色的光芒,就是战争的征兆。星芒已尽,就意味着战争结束。北方沙漠、草原,广阔无垠,浩瀚如海,故名瀚海。“海雾消”,指漠北战争气氛已经消失。
麟阁,即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绘十一位功臣像于其上,后即以此代表卓越的功勋和最高荣誉。霍嫖姚,指霍去病,汉武帝时大将,曾任“嫖姚校尉”。清人王琦云:“末言功成奏凯,图形麟阁者,止上将一人,不能遍及血战之士。太白用一‘独’字,盖有感于其中欤。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风也。”(《李太白全集》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句确实或有讽刺之意。同时也是以士卒口吻表示:明知血战凯旋后只能有“上将”一人图形麟阁,但他们仍因能报效国家、民族而感到自豪和满足。功业不朽不一定必须画像麟阁。这更能体现健儿们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使此诗具有更能震撼人心的悲壮色彩。诗人为“济苍生,安社稷”,是“愿为辅弼”的。但他一直希望功成身退,归隐林泉。他多次表示要“功成身不居”(《商山四皓》),“功成谢人间”(《翰林读书言怀》)。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的素志和生活情趣。这首诗前六句为总的铺叙以引出结尾两句的感慨。在前六句中,前三句描绘出师时的雄壮,后三句妆摹破敌时的英威。全诗笔力雄健,结构新颖,篇幅布局,独具匠心。
【其四】
这首诗写的是闺中女子对远征亲人的思念。开头写闺中女子想象亲人戍守边塞的情形,以此寄托思念之情。接着写女子在离愁的煎熬中,度日如年的情景。
【其五】
首联两句,分述了敌我两军的态势,指明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塞虏”,塞外的强盗,含有轻蔑、贬斥之意。当时的北方诸胡,有的还是原始部落,有的则转向世袭王权制,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他们对唐王朝的物质文明常怀觊觎之心,故边境屡遭蹂躏边塞战争大都起因于此。“乘秋下”,是指到了秋收季节,他们就乘隙而入,烧杀劫掠。“天兵”,天朝的军队,含有歌颂、赞美之意。他们堂堂正正,出塞去抗击胡虏。通过措词的褒贬色彩,表明了诗人鲜明的爱憎。
颔联两句,与首联“天兵”照应。“虎竹”,兵符,分铜虎符与竹使符两种,合称虎竹,由朝廷和将领各执一半,发兵时相对合作为凭证。“将军分虎竹”,是指将领接到征战的诏令。“战士卧龙沙”,指军队已抵达塞外战场。“龙沙”,指白沙堆沙漠,在楼兰国附近。这两句属对工整,气势磅礴。从将军到战士,同仇敌忾,威严整肃,争相建功报国。刚刚颁发诏令,很快就已深入敌区,表明进军神速,所向无敌。清人吴汝纶说这两句“有气骨有采泽,是太白才华过人处”(《唐宋诗举要》),是深中肯綮的。
颈联两句,描写边塞风光和战斗生活。“胡霜”与首联的“秋”相照应。“边月”、“胡霜”,均为静物。皎洁的月色,银白的寒霜,笼罩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造成一派朦胧苍凉的气氛。而“弓影”飘移,“剑花”闪烁,则包含着战士的行动。用“随”和“拂”这样两个锤炼而得的动词把两者结合起来,就使静物和人物的动态融为一体,显得生机勃勃。这就构成一种奇妙的意境:于苍茫中见壮美,于异彩中显飘逸。诚如沈德潜所说:“只弓如月,剑如霜耳,笔端点染,遂成奇彩。”(《唐诗别裁》)弓与月,形状相似;剑与霜,颜色相同。诗人巧妙地利用它们的某种共性,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显得自然、和谐,使艰苦的军旅生活衬托得轻松、愉快。因此邢昉说:“以太白之才咏关塞,而悠悠闲淡如此,诗所以贵淘炼也。”(《唐风定》)在尾联中以诗中主人公的口气抒发了“天兵”的必胜信念和献身精神,把全诗推向了高潮。“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是征人向少妇劝慰:未获全胜,玉门关还不能入,请亲人耐心等待,不必长吁短叹。大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概。据《后汉书》,班超上疏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艺苑雌黄》云:“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李白之善于用典,大率类此。结局不落边塞诗以乡愁,闺怨作结的窠臼,而造成余音袅袅余韵无穷之感。这别具一格的结尾,使贯串全诗的壮美情怀更加完善,崇高精神得到升华了。
【其六】
这首诗写了由于匈奴南侵引起新的战争,但在杰出将领的率领下,勇敢的战士们又一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原地区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时北方突厥非常凶悍,对李唐王朝形成了长期严重的威胁。诗人选择汉军抗击匈奴的题材,部分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