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这首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自然现象: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接着又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着窗户听到芭蕉声响得知夜雨降临。全诗所写之景,或夜或雨,均从屋内来写。通过对“蛩”“灯”“芭蕉”几物的描写,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诗歌对仗工整,有声有色,情趣盎然。
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的自然现象:先从听觉的角度写起,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再从视觉的角度写,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到了暴风雨将至的信息。“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一联,是景物描写,既交代了时间,又描绘了夜雨来临的景状——黯淡、冷落、凄清。同时,也透露诗人孤寂的心情,零落之苦,夜深难寐。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隔着窗户凭着听觉得知夜雨降临。尔后,再写声,这声是雨点落下,打在芭蕉叶上,发出的淅淅沥沥的声响。这是很传神的一笔。令人耳目一新,极为别致。
诗歌巧妙地采用烘托手法,首二句的铺垫尤为精彩;蟋蟀的“啼复歇”、烛光的“灭与明”,造成大雨前一种朦胧氛围。后两句,雨的介入,也是通过点点滴滴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使艨胧和迷茫趋向清朗,令人有一种从烦闷中解脱出来的舒畅感觉。
诗歌物态生动,情景毕现。由耳闻其声,到如见其状、如临其境,将夜雨描写得淋漓尽致。全诗通过“蛩”“残灯”“芭蕉”的描摹,抒发了作者独特的感受。对仗极为纤巧工整:左右相对,如“啼”对“歇”、“灭”对“明”;上下相对,如全诗两联均为对偶句组成。对偶的运用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声律美。非高手难成此诗。语言运用“一味真朴,不假妆点”(《唐宋诗醇》),抒发真情实感,具有朴素美。
此诗《夜雨》与《夜雪》可以称姊妹篇。形式一样,均是五绝,对仗工整,用物比较。着眼点一致,皆是凭着主观直觉去发现描写,从屋内写外景,曲折有致。情调相同,孤独寂寞,含蓄深刻。
芭蕉听雨入诗,可算白氏之首创。晚唐及宋以后人多用于寄托寂寥的心绪。如林逋的“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宿洞霄宫》),欧阳修的“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生查子·含羞整翠鬟》)。不过这些诗句虽然典雅;但在体验和描摹雨打芭蕉的生动场面上,与白氏相形见绌。而李义山的“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枯荷易芭蕉,则别出心裁,化而无迹。
首句“谈月疏星绕建章”描绘出仙境般的宫殿外观:淡淡的月光清冽,寥寥的寒星闪烁,巍峨的宫殿在它们的环绕下,恍若天上宫阙,缥缈犹如仙境,照映着雄伟的建章宫。月谓“淡”,星谓“疏”,有两重含义。一是实写正月十五特有的景象。十五月圆,群星自然隐烁稀疏,不可能繁星满天。而时值冬末春初,月光寒淡,不会像八月十五皓月当空,清光四溢。所以暗示了时令;二是要使月和星与建章(宫殿)构成一组完整意象。诗人用了个“绕”字点明宫为主,星月为宾的关系,为全诗定下了飘飘若仙的基调。同时,也以宫殿与星月的关系来暗示君臣关系,从而为诗的最后两句实写埋下伏笔。
次句“仙风吹下御炉香”承上而来,将上句创造的气氛坐实为仙境。写宫殿内景:似是天上宫阙,阵阵仙界之风吹过,吹送着御炉前的袅袅香烟,使偌大的皇宫清香流荡。诗人以馥郁香气的到来,暗示了皇帝即将驾临。
三句“侍臣鹄立通明殿”,照应诗题“侍宴”。写侍宴的群臣像鸿鹄一样,引颈肃立,宫殿满堂生辉,气氛庄严而祥和。此时,群臣们静立恭候皇帝驾临,但诗人此时已犹如置身仙境、浮想联翩。“鹄”,一说指天鹅,一说为鹤。这里应理解为鹤。因为不仅鹤立与鹄立是同义词,而且更重要的是释成鹤更增强了仙界的气氛。鹤在古人看来是仙鸟,称为仙鹤,认为它们是神仙的座骑。在诗人眼中,此时群臣们像仙鹤一样引颈挺立,静待主人的骑乘。“通明殿”,表面上指举行宴会的宫殿灯火通明,金碧辉煌,而实际双关天上玉帝的宫殿。“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透彻,故为通明殿。” (宋代王十朋注引《敦误明星保留传》)典故的妙用,更增添了仙界气氛。
末尾“一朵红云捧五星”突出画面的主题:像朵朵红云烘托朝阳一样,身着红袍的侍臣们簇拥着皇帝,场面热烈壮观。这本是指皇帝驾临筵席,但诗人夸张地写成在玉阶紫殿上,红霞千朵,金光万道,簇拥着天上至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出现。可见,诗人早已感到置身于仙境,水到渠成地产生了这种幻象。
此诗写作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层层铺垫,节节拔高,使仙界气氛越来越强。表现在与仙境直接相关的字眼越来越多。首句的淡月疏星与建章都是实写,但只用了一个“绕”字,便创造出了仙界的气氛。二句用了“仙风”两字。三句用了“鹄立通明殿”五字。而第四句则是七字。这样,层层叠加铺垫,让仙境更加美妙空幻。
第二,实景虚写,虚景实写。首句本是实写所见之景,但用了“疏”、“淡”、“绕”等形象不具体的飘忽的字眼,所以造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而尾句写诗人对皇帝出现场面的幻觉联想,是个虚景,但用了范围明确如“一朵”,色彩鲜明如“红”、 “玉”等字眼,反倒显得很具体可感。
此诗虽写颂扬皇家之辞,但十分得体,有君臣之仪,无阿谀之意。全诗设境肃穆隆重,明朗壮美,语言自然而形象,如身临其境,见到了宋王朝升平时期的一次皇家盛典。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这是一首艺术上颇具特色的诗。
特色一:托物寓意,松兰明志。这首诗首句就高歌“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极度赞美“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的高洁傲岸的节操。赞颂之情,意犹未尽,诗人又盛赞孤高的鸾风、明洁的珍珠,并以形陋质卑的萧艾、鸡、沙砾等物与之对比映衬,越发使得兰松等物的高风亮节、清操美德熠熠发光。在赞美和鄙视中,诗人托物寓意,形象地表明了自己峻洁孤高的心迹和晚节。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不与卑劣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李白虽屡遭挫折,困顿穷窘,却仍一如既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要作“独立自萧飚”的“南山松”(《古风》第四十七),傲然不同,不失孤直本性,不失高尚志节。
特色二:借事抒怀,用典表情。诗人长安被黜之后,浪迹天下多年,而今流落江南,正处于“寂寂还寂寂”的无路可走的寂寞痛苦境况中。诗人欲向常赞府倾诉衷肠、一吐怀抱,以求得知己好友的同情和支持。诗中就借古事,用典故,较好地抒发了这种沉郁深擎的感情。诗人之所以向常赞府“真堪写怀抱”,是因为视其为意趣相投的“同心人”。作为“远客”的诗人是高滔的松兰,作为主人的常赞府也是惜才的“名贤”。“松兰相因浓”,“鸾与鸾同枝”,贤才俊士理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写,既与诗前句孤高的自我形象紧相勾连,又让主人的“名贤”形象与之相映生辉,为诗人倾吐心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其落脚点在一个“贤”字上。而诗人向好友“倾倒”的“方寸心”,是用“虞卿弃赵相”、“壮士死田横”、“长铗归来乎”三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用典喻意极明,将主人“好贤”品德推崇至极点,把自己欲得同情、欲求支持之情表达得更为明白。三个典故侧重点不一,却以一个“贤”字贯通,极精当地披露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怀抱胸襟。
总之,上述两种手法的运用,使此诗形象生动,寓意深邃。它们既囊括了原物、原典之形象和内涵,又注入了新的形象和内容,诗人处置恰当,熔铸有方,故极生动精确地塑造了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抒发了自身深沉含蕴的内在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