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大将军卫青姊子。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初从卫青击匈奴,屡立战功,封冠军侯,三年后为骠骑将军。曾与卫青一起击败匈奴主力,对安定边界做出卓绝贡献。此诗咏霍将军北伐,与齐梁之际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关,例如南齐武帝欲北伐,多次临琅邪城讲武;又如公元505年(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率众北伐。但诗歌的具体作年难于考订。诗人借歌咏霍去病击败匈奴事,抒发了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尽管凭借当时南方政权的国力希冀北伐成功并非易事,但诗歌所表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
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北方和西北边患又变得严重了。汉武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才基本确保了边地的安全。霍将军曾多次与匈奴接战,长驱二千余里,击败左贤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建功而还。诗歌首四句记出征,并描绘长城地势的险要。霍将军仗节拥旄,肩负国家重托,率部北伐,远出长城。“汗马”,或释为战功,似不确。据诗意,汗马当是西域名贵汗血马的省称。将军乘骑高大的汗血马、拥旄使节,军威何其雄壮!“万里与云(一作阴)平”,承“地势险”,不仅写出长城的气势,长城外地域的广漠辽阔,而且创造出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凉秋八九月”六句追叙师出长城之由。秋高气爽,马肥人壮,正是匈奴用兵的大好季节。敌骑南践幽、并两州,严重威胁西汉边地。飞狐战云密布,日色格外昏暗;瀚海兵事迭起,云雾阴霾若愁。“飞狐”,塞名,其地约在今河北蔚县东南;“瀚海”,又写作翰海,一般认为在今蒙古高原。此诗所用地名均为泛指,不必坐实。“白日晚”、“愁云生”,以边地之景渲染战事的紧急,并跌出“羽书”、“刁斗”。羽书不时断绝,军情不达,足见道路已为敌人所阻。“刁斗”,昼炊之具,夜则击之以警戒,为行军两用之物,此言昼夜为敌所惊。敌入之速,来势之猛,战事之急迫,由此可见。霍将军就是在这样警急的形势下出师长城的,他系国家安危于一己之身,责任何其重大!
“乘墉挥宝剑”八句,描绘破敌,慷慨淋漓,扣人心弦,用笔高壮。在这严峻的关头,霍将军从容不迫,登城指挥将士却敌。宝剑所向,旌旗遮空蔽日,勇士良将,无一不奋勇争先;兵法阵法,出奇制胜。“挥宝剑”,生动地描绘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主帅形象,同时还暗用楚王登城挥太阿宝剑,晋、郑之师围楚三年一朝破败的典故,已寓克敌制胜之意。“七萃士”,周代禁军,此指勇士。“云屯”,如云屯聚,一状士多将广,二形容全军上下凝聚一心。“鱼丽”,古兵阵,见《左传·桓公五年》。“六郡”,据《汉书·地理志》,汉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多出名将。真是将精卒勇,锐不可当。“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这两句是破敌过程的小插曲。“胡笳”、“羌笛”,边地少数民族乐器。“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吴均《胡无人行》),远离中原,北出边关,深入荒漠,羌笛一曲,胡笳数声,未免牵动征战将士的乡思之情。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更见将士对国家的忠良气节。在铺叙紧张的战事中插入“胡笳”两句,文势起伏,回肠荡气,避免了行文的平板,更能打动人心。“骨都”、“日逐”,均匈奴侯王名。“自詟”,自惊慑;“亡精”,丧精亡魄,丢魂失胆。在霍将军的指挥下,击败了匈奴,北伐获得全胜。“自詟”、“亡精”,反衬霍将军的胆威及非凡的军事才能。上一节用“羽书”、“刁斗”,这一节用“胡笳”、“羌笳”,上一节用“飞狐”、“瀚海”,这一节用“骨都”、“日逐”,步步相为映发,相互照应,遣词谋篇用心良苦。
“玉门”至篇终,回师后事。“斥候”,今言侦察兵。玉门一带,战火已停。武帝为霍将军营造最好的住宅,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遂传为千古美谈。“万庾积”,言其位尊禄厚;“百行成”,言其才高望重。“玉门”四句,极形容霍将军屡建功勋后受到国家的优宠。天长地久,但是人生短暂;将军虽然功成名就,但享福未多,人已迁化(死时年仅二十四)。“激楚”,楚歌曲;“高台倾”,指霍去病之死。“位登”,“功立”后嵌入“天长”四句,沉郁低回,紧接着又用“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两句振起作结,先抑后扬,顿挫跌宕,情调慷慨激昂,高亢有力。“麟阁”,即“麒麟阁”,在未央宫中,汉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像于阁,遂名为麒麟阁。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曾图画股肱之臣的形貌,署其官爵姓名于阁,以思其美。此诗借宣帝事,指出骠骑虽然过早谢世,但名雄千古,为后人所敬慕。
虞羲作品今存不多,但其诗作在南齐时就以其独特的“清拔”风格受到永明代表诗人谢朓的嗟赏称颂。后人评此诗曰:“高壮开唐人之先,巳稍洗尔时纤卑习气矣”(《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八);“不为纤靡之习所困,居然杰作”(《古诗源》卷十三),都较准确地指出它与齐梁之际众作不同的特色在于不纤弱,在于高壮有气势。的确,齐梁间诗坛上能结合时事,寄寓作者高怀壮志,昂奋激发人心的诗作并不多见。此诗《文选》归入“咏史”类,篇幅还是较长的,何焯云:“妙在起伏,非徒铺叙为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由于诗人善于驾驭,避免咏史诗较常见的平铺直叙,写得起伏跌宕。诗中描写边塞的一些语词、典故,多可回味,有的甚至为后代边塞诗所习用。此诗上承鲍照描写边塞的诗作(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下开唐人边塞诗之先,虽然情调尚不及唐人的俊快刚健,但如何焯所指出,实为杜甫《前后出塞》所祖,在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
这是一首五律,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新颖自然,曲尽山行情景。这首诗运用丰富的意象,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山景图。山路崎岖,对于贪图安逸,怯于攀登的人来说,“山行”不可能有什么乐趣。山野荒寂,对于酷爱繁华,留恋都市的人来说,“山行”也不会有什么美感和诗意。
首联一开头就将这一类情况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说:“适与野情惬”——恰恰跟作者爱好山野风光的情趣相合。下句对此作了说明:“千山高复低。”按时间顺序,两句为倒装。一倒装,既突出了爱山的情趣,又显得跌宕有致。“千山高复低”,这当然是“山行”所见。看见了山野非常喜爱,心中很满足,群山连绵起伏的,时高时低,一个“惬”字,足以体会出当时作者心满意足的心情。“适与野情惬”,则是 “山行”所感。首联只点“山”而“行”在其中。
颔联进一步写“山行”。“好峰”之“峰”即是“千山高复低”;“好峰”之“好”则包含了诗人的美感,又与“适与野情惬”契合。说“好峰随处改”,见得人在“千山”中继续行走,也继续看山,眼中的“好峰”也自然移步换形,不断变换美好的姿态。第四句才出“行”字,但不单是点题。“径”而曰“幽”,“行”而曰“独”,正合了诗人的“野情”。着一“迷”字,不仅传“幽”、“独”之神,而且以小景见大景,进一步展示了“千山高复低”的境界。山径幽深,容易“迷”;独行无伴,容易“迷”;“千山高复低”,更容易“迷”。著此“迷”字,更见野景之幽与野情之浓。
颈联“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互文见意,写“山行”所见的动景。“霜落”则“林空”,既点时,又写景。霜未落而林未空,林中之“熊”也会“升树”,林中之“鹿”也要“饮溪”;但树叶茂密,遮断视线,“山行”者很难看见“熊升树”与“鹿饮溪”的野景,作者特意写出“霜落”、“林空”与“熊升树”、“鹿饮溪”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为了表现出那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惟其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所以饱含着“山行”者的“野情”。“霜落”而“熊升树”,“林空”而“鹿饮溪”,很是闲适,野趣盎然。
尾联“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让人感觉余味无穷。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是看见了人家。王维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是看不见人家,才询问樵夫。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望近处,只见“熊升树”、“鹿饮溪”,没有人家;望远方,只见白云浮动,也不见人家;于是自己问自己:“人家在何许”呢?恰在这时,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是有意回答诗人的提问:“这里有人家哩,快来休息吧!”两句诗,写“山行”者望云闻鸡的神态及其喜悦心情,都跃然可见、宛然可想。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词篇一开始即通过陌上行人对词人“下车上马太匆匆”的惊怪,从侧面描写这次被解职是毫无道理的。“下车”“上马”其间相距不过数月,故云“太匆匆”。
“诗穷”、“文穷”是诗使人穷、文使人穷的意思。行人们这样发问正说明城中父老对他革职的不解与不平,这从侧面肯定了作者在袁州并无失职,失火不是他的过错。既然人们对他这次解官只当是因为诗穷,因为文穷之故,换言之即非为政有失,则作者被排挤的真相就昭然若揭了。作者借行人之口,巧妙地为自己的罢官作了申诉。“春风”、“秋风”两句点出时间,表现了作者上任时春风得意,离职时的失意落寞,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暗指仕途沉浮无常;也喻作者两袖清风,正直廉洁。
下阕从作者方面立言,是对“行人”关切的回答。那意思是说:不要有什么奇怪,我自己倒落得个清闲。宋时,一般情况下知州兼任本州兵马钤辖和劝农使。知州的实职被夺,也就没有带兵、农的虚衔了,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阶衔免得带兵农,嬉到昏钟,睡到斋钟。不消提岳与知宫,唤作出翁、唤作溪翁”这几句说既然当权者不给事干,那就只好从早玩到黑,从天黑睡到吃饭,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山翁”、“溪翁”。不能跻身仕途就作浪迹山林的打算,这在封建时代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但作者其实是用反语发泄牢骚,刘克庄绝不是一个甘心作山翁、溪翁的人。
作者在词中寓愤懑不平之气于谐谑闲适之中,一问一答,轻松而不流于浅露,亦客亦主,活泼而不失之含蓄,可以说在豪放粗犷的词风中较为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