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饮酒,充满醉语。醉语多为醒言,它曲折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正是此首小令的“关窍”所在。
白朴的这首小令表现了不思自思、欲罢不能的那样一种格外强烈的兴亡之慨、感伤意绪。“长醉”、“不醒”两句,表面上好像在说:醉处梦中,无忧无虑,一切都可以弃之脑后,“今觉而昨非,得意而忘言”,似乎作者大彻大悟了。然而,其中更含着作者内心深深的隐痛:醉也好,睡也好,毕竟有时有限,人生毕竟醒时多,醉时少,醉中“无碍”醒时“碍”,梦中“无思”醒来“思”,说是“无碍”,道是“无思”,恰恰说明“心病”正在于此。两句开头语便透露出作者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心理状态。
“糟腌”以下三句,连用三个同意词发语,即“糟腌”、“醅渰”、“曲埋”,好似将一切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的虹霓之志都否定了,更愿千古兴亡、世事沧桑也随着一醉而同归泯灭。曲中透露出一个原来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同时对千古兴亡无限感慨的人物。然而江山依旧,人世瞬变,作者在国仇家恨面前感到了一种失望;泪痕犹在,心底成灰,于是则寄情于酒,以期腌掉、渰没、埋去所有的牵挂,一切的搅扰。有道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愈是想要摆脱的东西,它愈是要袭上心头。纵然是用许多的杯中物来“腌”、来“渰”、来“埋”,终究是无济于事的。字里行间,语意情味,都揭示出作家对建功立业、家国兴亡以及曾经有过的凌云壮志耿耿于怀,拳拳在念。明人孙大雅为白朴《天籁集》作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孙序此说,倒颇中白朴作品肯綮,揭示出白朴玩世滑稽背后深藏着的无限凄楚苍凉的意绪。从白朴的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兴亡事是时时挂怀的:“长江不管兴亡,漫流尽英雄泪万行。”(《沁园春·保宁佛殿即凤凰台》)这是白朴居建康时的作品。几乎同时写的《夺锦标》,更是发出“新亭何苦流涕,兴废今古同”的悲叹。就是在他年轻时游淮扬,也同样写出调子十分低沉的词作:“谩今宵酒醒,无言有恨,恨天涯远。”(《水龙吟·题丙午秋到淮扬途中值雨甚快然》)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两句既是全曲的思想总结,又是点睛之笔。不能简单地认为作者在这里是嘲笑屈原之“非”,而仅仅肯定陶潜之“是”。这分明是作者一如全曲的声情口吻,是愤语,是苦语,亦可以说是反语。即赞扬屈子、陶公的不肯同流合污。表面上看将屈、陶分开来,一“是”一“非”,一为“知音”,一为“不达”,殊不知不求显达而作隐逸君子并非作者本心本意,如上文所作的分析,作者处于入世和出世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是非界限有时是倒置的,即是所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中吕·阳春曲·知几》)。这种貌似旷达,实含酸痛的曲语,正表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不仅是白朴,其他元散曲作家的作品亦有类似的现象。对于这些作品,如不将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是不容易看出它们有什么积极的思想因素来的。王季思先生说:这类作品“在消极表现中即含有积极因素,未可一笔抹杀。”(《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戏语并非戏语,而是痛语,狂语,亦可看作是隐语。“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如此去看,白朴此曲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有趣的是白朴于酒上并不很贪恋,他曾在《水龙吟》之一序中说:“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仆饮量素悭,不知其味,独闲居嗜睡有味,因为赋此。”可见他的“自饮”也好,“劝饮”也罢,都是为求“嗜睡”,为求忘忧不醒,此中苦涩哀痛,令人黯然,这也是理解白朴“劝饮”曲意的一个很好的注脚。“饮量素悭”且又“不知其味”的人大倡纵酒,有几分滑稽,而滑稽背后便是无尽的哀痛。
从写法上来看,这首小令篇幅很小,内涵又是非常的丰富,它耐咀嚼,有意味,格调别致,韵致独出。作者紧紧围绕着“劝饮”的题意,劈头就触及了题旨。先说“长醉”的好处,即是“劝”;继而说明为什么要“劝”,无非是为了忘忧,将功名事、兴亡事、凌云壮志一古脑都抛掉了,以求内心之平和;最后是评论屈原、陶潜的“是”与“非”,仍然紧紧扣在“饮”字上,全曲层次分明,叙议有致,一气呵成,浑然无缝。看似随意之作,实则皆明心迹,完全是有感而发。明人贾仲明挽白朴词云:“洗襟怀剪雪裁冰,闲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天一阁本《录鬼簿》)这个评语不仅适用于白朴剧曲,也适于其散曲创作。闲而不闲,意在曲外,这正是白朴的高明之处。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白朴曲“风骨磊磈,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风骨磊磈”,是说白朴身世遭逢,幼经战乱兵燹,胸中有无限积郁;“词源滂沛”,是指白朴之曲造语多变,遣词丰富,拈句自如;“若大鹏之起北溟”等语则是状白曲的气势。白朴作品历来被视为绮丽婉约一派,所谓“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然这首小令却别出机杼,极饶自然朴素之趣。通篇如喷涌而出,不乏巧凿,却一丝痕迹不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整齐的对偶句式,生动自然。“糟腌”、“醅渰”、“曲埋”六字,同一意思,用词各别,形成一组排比句式,避免了重复的感觉,同时语言简易、浅显,富于口语感。“不达”二句,将“不达”前置,便在形式上列出了一双工对的句子;夸张的修辞手法,给人以形象的启迪,平增无限机趣;虽是口语声吻,又处处合于规矩,音韵流畅而富于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
总之,白朴此曲表述的思想是深刻的、哀痛的,而表现形式则是浅显的、达观的。构思巧妙,用心良苦,写来全不费踌躇,在绮丽婉约之外又别开生面,堪称白朴曲中珍品。
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发端“春语莺迷翠柳。“烟隔断、晴波远岫”二句,以丽语勾出春暖花开的美景。“春语”句为近景,着“烟隔断”三字,点明下面所写“晴波远岫”是远景,开头所绘之春景,有柳之翠,莺之黄,山之青,水之绿,色彩鲜明清丽;有峰峦之静谧,水波之动荡,翠柳之摇曳,黄莺之歌唱,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动静交织、远近交融的立体画面。这画面充满蓬勃的生机,为下文起着反衬的作用。
“袖炉香”三句,写闺中人在薰香的室内,敬请春风的吹拂,“吹透”二字,刻画出闺中人要驱走重帘叠幔所造成的寒气与重压之情何等强烈。这里没有春天来临的欢愉与轻松,由此将“闺怨”正面作了暗示。
过片紧承“倩东风”,“花讯催时候”写闺中人盼望春天的迅速到来。“旧相思、偏供闲昼”一句,以直抒胸臆手法写出“闺怨”之情。“旧相思”与上片的“寒压”相呼应,可见“寒压”之感绝非客观的重帘叠幔所致,而是有内在的原因。因此,就更感到永昼漫漫,百无聊赖了。“春澹情浓半中酒”一句,继写闺中人的所为所感。正因“春澹情浓”这种感情的反差,造成的内心矛盾,也只好以酒消愁了。然而酩酊之后更引起身体不适。最后道“玉痕消,似梅花,更清瘦”,以闺中人玉损香销,如清瘦的梅花作结,从而将“闺怨”之情一笔托出。
此首小令在艺术颇具特色:一、含蓄委婉以景托情,反复渲染,揭示主旨。开章描绘春景之美,用以反衬闺怨之情,后以帘幔塞压从正面衬托闺怨,进而以“倩东风,与吹透”表达闺情之渴望;下阕又以闲昼相思,情浓病酒来揭示“闺怨”,最后以玉容消损如清瘦梅花的比喻将闺怨写足。二、善于炼字。词语声调铿锵,色彩鲜明,景物描写富有主体感。如“春语莺迷翠柳”一句,写翠柳飘拂,黄莺婉转,不仅有声有色,动静交织,而且加上一个“迷”字,将黄莺拟人化了,有力地表达了人对春天的喜悦之情,它起了诗眼的作用。又如“晴波远岫”二个词的修饰语为“晴”“远”二字,于是就将晴空如洗,水波荡漾,峰峦起伏,山青如黛的美好境界勾出。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