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这是一首感情浓郁的抒情诗。全诗意在写经乱之后,怀念诸位兄弟姊妹。
此诗读来如听诗人倾诉自己身受的离乱之苦。诗的前两联就是从“时难年荒”这一时代的灾难起笔,以亲身经历概括出战乱频年、家园荒残、手足离散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的现实生活。接着诗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时难,即指题目中所说的“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到白居易和产业,经过这场战乱已荡然无存,骨肉兄弟们为了生计也不得不背井离乡、各奔东西。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写战乱结束后的凄凉景象。战乱纷争终于结束了,然而,田地荒芜,杂草丛生,骨肉亲人仍流离失所,漂泊者相望于道。这两联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描写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历来,战争带给人民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亲人们有家不能回,战争一起,田地、产业个部付诸东流,劳命伤则一,所有的不幸都得由人民来承担,兴、亡,最苦的都是百姓。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不仅以千里孤雁、九秋断蓬作了形象贴切的比拟,而且以吊影分飞与辞根离散这样传神的描述,赋予它们孤苦凄惶的情态,深刻揭示了饱经战乱的零落之苦。
所以结尾,诗人用“明月”这一自古以来就容易引人遐思的美好意象点明了题意。孤单的诗人凄惶中夜深难寐,举首遥望孤悬夜空的明月,情不自禁联想到飘散在各地的兄长弟妹们。他想:如果此时大家都在举目遥望这轮勾引无限乡思的明月,也会和自己一样潸潸泪垂吧!这一夜之中,流散五处深切思念家园的心,也都会是相同的。诗人在这里以绵邈真挚的诗思,构出一幅五地望月共生乡愁的图景,形成了默契。从而收结全诗,创造出浑朴真淳、引人共鸣的艺术境界。
全诗以白描的手法,采用平易的家常话语,抒写人们所共有而又不是人人俱能道出的真实情感。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的这首诗不用典故,不事藻绘,语言浅白平实而又意蕴精深,情韵动人,堪称“用常得奇”的佳作。
此诗是作者看了六幅描写六朝史事的彩绘后有感而写的吊古伤今之作,诗中指出这组画并没有为晚唐统治者粉饰升平,而是画出它的凄凉衰败,借六朝旧事抒发对晚唐现实的深忧。全诗语调激昂,寓意深刻,不仅对那些粉饰太平、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行为作了有力的驳斥,并点明了发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而且对敢于反映历史真实的六幅“伤心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体现了作者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画家是什么人,已不可考。他画的是南朝六代(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故事,因为六代均建都于金陵。这位画家并没有为南朝统治者粉饰升平,而是写出它的凄凉衰败。他在画面绘出许多老木寒云,绘出危城破堞,使人看到三百年间的金陵,并非什么郁郁葱葱的帝王之州,倒是使人产生伤感的古城。这真是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组画。
比韦庄略早些时的诗人高蟾写过一首《金陵晚望》:
“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结尾两句,感慨深沉。高蟾预感到唐王朝危机四伏,无可挽回地正在走向总崩溃的末日,他为此感到苦恼,而又无能为力。他把这种潜在的危机归结为“一片伤心”;而这“一片伤心”,在一般画家笔下是无法表达出来的。
韦庄显然是读过高蟾这首《金陵晚望》的。当他看了这六幅南朝故事的彩绘之后,高蟾“一片伤心画不成”的诗句,似乎又从记忆中浮现。“真个是画不成么?”你看这六幅南朝故事,不是已把“一片伤心”画出来了吗!于是他就提起笔来,好象针对高蟾反驳道: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为什么就画不成社会的“一片伤心”呢?只是因为一般的画家只想迎合世人的庸俗心理,专去画些粉饰升平的东西,而不愿意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罢了。
诗人在否定了“伤心画不成”的说法后,举出了一个出色的例证来:“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请看这幅《金陵图》吧,画面上古木枯凋,寒云笼罩,一片凄清荒凉。南朝六个小朝廷,哪一个不是昏庸无道,最后向敌人投降而结束了它们的短命历史的?这就是三百年间金陵惨淡现实的真实写照。
将高蟾的《金陵晚望》和本篇作一比较,颇耐人寻味。一个感叹“一片伤心画不成”,一个反驳说,现在不是画出来了么!其实,二人都是借六朝旧事抒发对晚唐现实的深忧,在艺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