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前半部分诉说了：李白青少年的时候，对事理的认识不是特别通达，呼朋唤友，都是些热血豪迈人士。为朋友曾经不惜两肋插刀，红尘滚滚处也曾经手刃歹徒。哥们肝胆意气天下闻名，官民同赏。不为报酬而助人，并不把解人之难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功劳。说明了李白喜欢交朋友，豪气，喜欢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一直在帮助别人，但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还是个需要接济的落魄文人。
全诗后半部分诉说了：李白仕途非常不顺，在诗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早年寓居安陆时，曾多次给地方官员写信自荐，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开元二十三年，不甘心失败的李白去了一趟襄阳，拜访时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的韩朝宗。韩朝宗素以爱惜人才闻名，因曾任荆州长史，故人称韩荆州。但李白在呈给他的求职信中，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豪放不羁。信中写道：“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长揖即拱手礼，通常用于平辈之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衷心地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怀，不会因为别人只作长揖而拒绝。作为求职信，这句显然写得不太得体。李白带着这种傲慢心态去求职，韩朝宗自然不会对他感兴趣。虽是诗仙，但李白的这几封求职信写得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也体现出了李白求职时傲慢的心态，这种故意贬低自己的比喻，或许能博取同情，却无法给人好感。
整首诗是对李白年轻时裘马轻狂，豪爽用事的真实写照。看整首诗，可以知道李白的豪爽性格，所以会爱之者众，恨之者也众。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这是一首和诗，刘绘、萧衍所作的和诗主旨均为一般男女相思之作。刘绘“佳人不相见，明月空在帷”托意思妇，萧衍“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也是思念良人之作。而这首诗特点在于写征人思家情绪，并描绘了边塞风光。
首两句“西征登陇首，东望不见家”。陇首，表明抒情主人身份是征戍之人。远征在外，登大陇山东望而见不到故乡的情景，领起全篇。三、四句承接“望”字，东望不见家，见到的是边关景物，塞上风光：“关树抽紫叶，塞草发青芽。”草木抽叶发芽，意味着时序变换，春到人间，紫叶、青芽，色彩新美。边地异域风物变换触动征人的乡思。五、六两句，用设想推开出去，宕出故乡景象来：“昆明当欲满，蒲萄应作花。”春天到来，冰融雪化，江湖水满，征人想象故乡当是春池水满，景色宜人，比起关塞来另是一种风光。内地比边塞暖和，引进的葡萄该已开花。那葡萄开花的庭院里，居住着眷念边塞的亲人。多少往事堪回想，家中一切，今又如何，本是虚写之笔却如此具体亲切。最后两句“流泪对汉使，因书寄狭邪。”正在急切思念家园的时候，见到朝中派来的使者，不禁热泪长流，请他捎去深情的书信，转达到我那望不见的家园。
全诗起承转合，章法严谨，情景相融。虚实并举，文辞精拔；韵律和谐。唐封演《闻见录》载：“周颞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恭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字，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这首诗正属于永明年间出现的佳作，所谓永明体诗歌。音调之美是永明体诗歌的首要条件，沈约言：“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为文。”如果以浮声理解为平声，切响理解为仄声的话，此诗所有诗句均做到了“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如首两句“平平平上上，平去入去平”，四声变化有节，发音轻重协调，若第九字“见”为平声，则完全符律句要求。从句法结构上看，中两联已是对句，若在声律上稍作调整，就与五言律体无异。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