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园里一双蝴蝶好端端地飞舞嬉戏，却被小姐吩咐丫鬟予以驱逐。蝴蝶永远搞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小姐，而读者对个中缘故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虽然小令只有短小的五句，仍使人感到清新有味。人们欣赏无名作者新奇大胆的构思，欣赏作品柔媚的民歌风调。
起首两句是对事件背景的交代，“姐儿十六七”、“一双胡蝶戏”，纯用口语，质直无华，带有典型的小调风味。三、四句作小姐的特写。“香肩”、“玉指”、“粉墙”、“珠泪”，在民歌说来已是一种雅化，然而又与文人炼字琢词的求雅不同，使用的是一些近于套语的习用书面语，类似于说唱文学中“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等的水平，故仍体现出俚曲“文而不文”的特色。末句则沟通并表出“姐儿”与“胡蝶”两者的联系。五句三层，各层次各自独立形成一幅画面，合在一起，却成了一段情节有趣、动感十足的小剧。
本篇题称“咏所见”，当然生活中不至于存在神经如此脆弱的女子。但小曲确实让读者有所见，且对这位十六七岁“姐儿”在爱情婚姻上不能顺遂的遭际产生同情，这正说明了作品新巧构思的成功。又全曲五句纯用白描，不作半分解释和评论，这种意在言外的含蓄，也是令人过目难忘的。
利用“一双胡蝶”来作闺中女子怀春伤情的文章，在散曲中并非仅见。清代曲家潘曾莹有一首《清江引》：“墙角一枝花弄暝，庭院添凄迥。黄昏深闭门，红褪燕脂冷。飘来一双胡蝶影。”把一名未出场的独居女子的孤牺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相比较，也可发现民间散曲与文人散曲，在率意与刻意的祈向上的不同。
乐府诗始于汉武帝。当时有太乐、乐府二署，分别掌管雅乐和俗乐。雅乐是郊庙之乐，主要用于祭祀；俗乐是乐府机关采集的各地的风谣，以及部份文人的创作，主要是用来供奉封建王朝的帝王和贵族们作歌舞娱乐之用。《莲浦谣》属于俗乐，但是如果同《乐府诗集》中他人的《采莲曲》相比，它有深意得多。
这首诗虽只八句，而且只限于粉沫莲女在摇船这一简单的情节上，然而由于诗人巧妙地融情入景，遂使这短短的八句诗，却写出了感时、伤己、怀人、惜志等多层意思，沉郁含蓄，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诗以采莲女在溪水上划着小船出现开始。开头的“鸣桡”二字就规定了这划起桨来轧轧作响的船，只能是渔户用的白木划子，而不是轻柔的画舫。摇船的人，通过下联“莲媚两相向”的“媚”字，可知她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但通过“鸣桡”的这一典型事物，就约制了读者的想象，使读者认识到温庭筠在这里创造的是一个美丽的渔家姑娘。只是她不是来采莲的，只不过是划着船经过这莲浦而已。整个诗就是她的思绪，诗人是通过她的眼光捕捉到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意识流”。
由于水面比城市、山林都为开阔，所以历来划船的人几乎总是双眼望着远方的。因此，岸边那一片荒芜的草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她的眼帘。如果“废绿平烟”不点出那曾是“吴苑”，那读者的想象就会失去规范，诗意也就会显得朦胧起来。待到“吴苑”一出，这就无异于告诉了读者她此时在想些什么。在她，也许只一闪念，然而读者的思绪却被她引导到一个古老的故事中去了。“吴苑”是曾一度称霸的吴王夫差的殿宇。吴王夫差在征服了越王勾践以后，就沉溺于勾践送来的美女西施的绝色之中，遂不问政事而逐渐腐化起来。而越王勾践这时却正在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反而一举灭掉了吴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所以从她那感叹于“废绿平烟”的眼色中，顺着逻辑思维，读者就领悟得到她此时对于唐末皇室腐朽堕落的忧虑。
船在继续前进，从开阔的湖面进入了藕荷深处。清清的水里，映出了她那衬着荷花的脸。这使她想起清晨临镜的情景：她既为青春的艳丽而自喜，也更为岁月的流逝、青春易逝而悲伤。这其实是这一类乐府的传统写法。如梁昭明太子的《采莲曲》说：“桂楫兰桡浮碧水，江花玉面两相似。”朱超说：“看妆碍荷影，洗手畏菱滋。”梁元帝说：“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李白说：“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王昌龄甚至通首都写这一点：“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声始觉有人来。”但是温庭筠在这里手法上是继承的，在写法上却有所创新。她不是纯客观地去写芙蓉和脸面，抱着欣赏的态度，而是夹杂了人物心理的悲伤色彩。水中之莲，实为镜中之面，然而莲媚却是愁红。这就披露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内心的流露，他又不是运用内心的独白，而是混合了诗人的直接叙述。把香艳的流传，抹上了时代伤感的颜色；是她那眼神的流露，却又分明是诗人的痛苦呻吟。是她是己，已到了浑然忘形的地步，从而改变了乐府诗的气质。这就是温庭筠高过以前名家的地方。
下一联，那跳跃的思绪，正是她愁的具体体现。“白马金鞭大堤上”，分明是意中人已去；“西江日夕多风浪”，是耽心他的安全。杜甫在《梦李白》里就是这样表现的：“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日夕而多风浪，这正是写出了晚唐的政治。她能因废绿而伤时，则她所钟情的“白马金鞭”的他，也定非纨裤子弟。是以她才会担心，在这样的世道里，像他那样的人，人生的道路上是会多风浪的。这两句看似离题而实未尝离题，若即若离，正是笔法的有明有暗。从精神的深处写出了她的不凡。这就不仅似浮雕，而且活灵活现了。
船仍在港内进行。于是，她看到了荷叶上的露珠，像颗极大的珍珠，在上面滚动。不知她是同情，还是鄙弃，抑或是用来对衬自己。她对此不禁感慨地想道：“荷心有露似骊珠，不是真圆亦摇荡。”乐府诗在表现上惯用谐音的手法，这里的“圆”也就是姻缘的“缘”的谐音。妙语双关，是荷，是自己。这样的句子让人读了会永远记住。它是这样形象贴切，俊语如花，而又寓意深长。露珠儿滴入了“荷心”，荷的心里明知道它不过“似”骊珠而已，绝不是真正的好姻缘。但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像骊珠样的而又肯接近荷心的。这正如俗话说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是以渴望真圆的荷心，也不由的要为之而心旌“摇荡”了。用“假”亦摇荡以衬起对于“真”之痴情渴望，十分形象地写出了一个追求有理的美丽的灵魂。这样用巨大的社会压力而扭曲了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活动，竟写得这样的美而切，令人爱不忍释。荷心指她的心，但她心中的真“圆”是什么，貌似骊珠的露珠儿又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确费人猜测。
通首诗除了第一句作为人物出场的交代外，这四层，可以说都是她的心理活动。即令读者不去追寻白马金鞭指谁，风浪又是什么，甚至也不必去追问作者的身世，然而仅此读来，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心地多么善良而又忧思重重，很值得同情的姑娘，不能不为她的思虑而动心。荒野的绿色，粉红的娇荷，水银般的露珠儿，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作者把它们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结合了起来，用它们这些可见的实物来写人物不可见的心理，于是这些就都有了特定的内容。而且正是它们，使一个血肉丰满而又思想活跃的她，忧伤地摇着小船，永远地在读者的眼前摇动。而那船桨的轧轧声，竟是这枯燥剌耳，仿佛在为她而呻吟。
黄子云在他的《野鸿诗的》中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像温庭筠这样的古诗，说“题既无谓”是可以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借题发挥，本无所谓。但要说“诗亦荒谬”，就未免不懂得使意境诗化，这正是诗的美学价值之所在。也正诗之所以于散文之外，可以卓然独立于文坛的地方。它的优点，恰恰是寓“义理”于“姿态”之中，而不是离姿态而说理。温庭筠这里正是通过这位采莲女一路心思而创造了一位有着高尚情操的姑娘，写得非常委婉温柔，又是十分聪明和多情。她不仅姿态如画，神态也逼真，非常饱满而又富有感染力。读了以后，竟使人牵挂这位明知不是真圆的姑娘，感情摇荡以后的命运。正因为她是这样的逼真感人，不由得使读者要想到：这或许正是当年的温庭筠。温庭筠曾得到过令狐綯和宣宗给予他的美好的待遇，但终因不是“真圆”吧，他还是选择了“窜死”的道路。则读到这末联，不能不为他那样的而惋惜。许多人对于温庭筠的诗只习惯于从字面去求解释，于是说他是什么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甚至是猥亵的；这当然都是徒劳的。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离开作家的本身社会地位、政治倾向、性格、气质、文化修养以及他的审美趣味。如果顺着这个规律去找，则就会发现这位姑娘此时的心理，其寄托着诗人的感情，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第一首写深夜听唱《竹枝》。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营造一种压抑的气氛；“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第二首写静夜听唱《竹枝》。前两句写哀怨如泣的《竹枝》歌声时断时续，打破了夜静空山的沉寂，同时问这幽怨恻怛之歌怨的是何人。以问语说，不直接道出，发人思索，而更觉沉痛可伤。第三句谓这《竹枝》怨歌并非独唱，而是“蛮儿巴女齐声唱”。恋儿巴女，当时对湖北、四川一带男女青少年的一种称谓，因古时称楚国为荆蛮、四川为巴蜀。这齐声所唱之怨歌，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听了，更勾引起自身的愁怨之情，因此末句诗人喟叹云：可愁煞了江楼上的我这个忠州病使君啊！上首借景寓悲，这里则无穷羁愁尽在“杀”之中，倾怀而诉，不嫌直致。
第三首集中重墨描绘诗人于江楼上所见的“竹枝”歌乡之雨景。前两句描绘舟行风雨中。三、四两句由第二句生出，绘水边景致。“冷花”、“湿叶”，雨气逼人；“红簇簇”、“碧凄凄”，描绘歌乡雨景，乡土色彩浓郁而体物入微。
第四首写听江畔唱《竹枝》。前两句写不知何人在江畔唱那《竹枝》歌，前声曲断咽后声调迟迟，状写《竹枝》歌法，声口宛然。后两句写诗人始悟曲调凄苦，因所唱多为通州司马“词苦”诗。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因得罪了当权派，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后迁通州司马，遭遇类似白居易。他在通州心情甚悲愤，（白居易曾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诗安慰他）因而可能亦曾拟《竹枝》抒其“沉愁”（白诗语），通州司马“词苦”诗中所含寓的志士们流离迁谪之悲，及响彻《竹枝》组歌中的辛酸心声，均蕴于苦调、溢于言表，因而，组诗虽语言通俗流畅，却并不失于率直，而颇得蕴藉之神。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何逊的诗在梁代颇有影响，沈约曾盛誉其作，谓“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此诗的艺术水准，也当得起这番赞誉。题中的刘谘议，即刘孝绰，曾任谘议参军之职。他是与何逊齐名的诗人，当世有“何刘”之称，二人之间经常有唱和之作。
“旅人嗟倦游，结缆坐春洲。”诗的起首两句交代了作者之所以在行程中要“早泊”，并不是春江夕阳的美丽景色激发了他的观赏兴趣，而是对官事繁复和往来江上的旅行已经厌倦了，才宁愿早早泊船岸边，依春洲以望远，聊解忧烦。何逊的这种心情，在其诗作中多有反映，如“游宦疲年事，来往厌江滨”；“我本倦游客，心念似悬旌”等。诗一开始就表现出作者的忧愁烦恼，为下面的写景与联想做了铺垫。
接下来六句描写了春晚夕阳中的江上景色。暮色黄昏之时，江风停息。涣涣春水，犹如一匹长长的白练，无声地流动着，一直流向远方。江中不知何处，传来一曲悠扬的船歌。这是打鱼归来的船家在摇橹歌唱。在一片静谧之中，这歌声显得既清亮而又陶然自得，使疲于奔波的旅人闻之，更加感慨万端。举目遥看大江两岸，但见春草茵茵。这如翠的绿色绵绵不断，伸展向前，直连着天边。近处的草芽绿得可爱，远处的草却渐渐地映出傍晚天际的清光，越向远方，这清光越亮，草色也越淡。遥望所及，只见一片莹莹，草色与天光水色融为了一体。偶尔有几朵彩云飘来，霞光倒映在水中，水波起伏，宛如云影飘浮在江面。寂静的江上，时而一只小船从天边驶来，映着天上的霞光，滑过水中的云影，缓缓摇近岸边。宁静的江流，悠扬的渔歌，天边的余晖，绵绵的春草，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在这画面中，有声，有光，有色，有近处的清晰，有远方的迷濛，有静止的水天背景，有动态的孤舟轻漾。一切都呈现出素雅的色调，透出一股忧郁的情思。
诗的后四句抒发了作者由江景而生发的联想和感慨。“娈童泣垂钓”用“龙阳君泣鱼”之典。《战国策·魏策》记魏王的男宠龙阳君钓鱼而泣，魏王问其故，龙阳君答曰，前得之鱼小，后得之鱼大，故弃前者而藏后者；因想天下之美人多矣，王将惑于新人而弃故。魏王遂布令于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后以此事喻近幸之臣蔽君主得贤之路。“妖姬哭荡舟”，事见于《左传·僖公三年》。齐桓公与蔡姬泛舟水上，蔡姬摇荡舟身，桓公恐，禁之不可，怒而遣蔡姬。桓公打发蔡姬回娘家只是一种惩罚，不曾想蔡人竟嫁女于他人。桓公大怒，举兵攻破蔡国，并乘势进军楚国。《淮南子·人间训》称：“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以喻祸之起于微小之间。这两个典故都与水有关。何逊关心国事，有志向，但因出身寒微，不善奉迎，故仕途多蹇，胸中常郁郁。他坐于江畔，看江水长流，夕阳西沉，孤舟飘泊，恨谄臣阻扼贤路，忧国家隐患重重，心情格外沉重。他的愤恨忧虑不可以直接表达，遂由水而生发联想，借“泣鱼”、“荡舟”的典故婉转隐晦地表现出来。这应当就是“客心自有绪”的内涵。《南史·何逊传》记载，梁武帝萧衍因何逊在诗中用曹操故事而颇为不满，称“何逊不逊，未若吾有朱异”。何逊“自是疏隔，希复得见”。（朱异是梁代以阿谀奉迎皇帝而著称的近臣，后侯景起兵乱梁，就借讨朱异为名）此事或许能帮助读者理解何逊用这两个典故时的心理背景。
然而，“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菲”，“客子行行倦，年光处处华”（何逊）。大自然既不因人的悒郁不乐而失去其美之魅力，也不因人之喜悦赞赏而增加其美的色彩。自然的生命就是这样健壮、坚强、蓬勃旺盛。相比之下，人的生命是多么短促、软弱，人的作用又是多么微薄、无力。江水静静，日夜不停；春光流转，年年不息；太阳落下，第二天照样升起；可江边之人，明日不知身在何处，愤恨忧虑，亦复徒然。“对此空复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社会的无可奈何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