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此诗善用设问与夸张。在卫与宋国之间,横亘着壮阔无涯的黄河,此诗之开篇即从对黄河的奇特设问发端——“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发源于“昆仑”的万里大河,在古人心目中本是“上应天汉”的壮浪奇川。当它从天泻落,如雷奔行,直闯中原大地之际,更有“览百川之弘壮”、“纷鸿踊而腾鹜”之势。对这样一条大河,发出否定式的“谁谓河广”之问,简直无知得可笑。但是,诗中的主人公非但不以此问为忤,而且断然作出了傲视旷古的回答:“一苇杭之!”他竟要驾着一支苇筏,就将这横无际涯的大河飞越——想像之大胆,因了“一苇”之夸张,而具有了石破天惊之力。
凡有奇特夸张之处,必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情感为之凭借。诗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面对黄河会断然生发“一苇杭之”的奇想,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此刻正升腾着无可按抑的归国之情。接着的“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正以急不可耐的思乡奇情,推涌出又一石破天惊的奇思。为滔滔黄河横隔的遥远宋国,居然在踮脚企颈中即可“望”见(那根本不可能),可见主人公的归国之心,已急切得再无任何障碍所可阻隔。强烈的思情,既然以超乎寻常的想像力,缩小了卫、宋之间的客观空间距离;则眼前的小小黄河,则可以靠一苇之筏超越。
所以当诗之第二章,竟又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夸张复叠时,便不会再令人感到吃惊或可笑,反倒觉得这“奇迹”出现得完全合乎情理。强烈的感情不仅催发了作诗者的奇思,也催发了读诗者一起去大胆想像:夸张之荒谬已被情感之认同所消解,现实已在奇情、奇思中“变形”。此刻出现在你眼中的主人公形象,当然已不再是隔绝在黄河这边徙倚的身影,而早以“一苇”越过“曾不容刀”的大河,化作在所牵念的家里欣然“朝食”的笑颜了。
以突兀而来的发问,和奇特夸张的答语构成全诗,来抒泻客旅之人不可遏制的思乡奇情,是《卫风·河广》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否定式的发问,问得如一泻汪洋的黄河怒浪之逆折;石破天惊的夸张,应答得如砥柱中流的峰峦之耸峙。其间所激荡排奡着的,便是人类所共有的最深切的思乡之情,它不能不令千古读者为之而动容。
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这首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像现在的顺口溜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它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人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
上片一开头,上片起句的描述即烘托了悲感的气氛,似乎从李后主《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中脱化出来。词人卧病枕上,夜夜倾听五更钟声,今病起晨望,则见晓色中风卷落红,扫地以尽。春天在词人卧病时悄悄地过去了,这对“病起”的词人来说,不啻于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里的“病”字,不仅指体内的病痛,而且更是词人心灵创痛的真切流露。接着的“晓云空,卷残红”是非凡想象的描写,写的是晓云散后,空无所有,残红,残余花朵,片片被东风卷起,春色情地抛却人间而长逝,以春色无情衬托出词人对故国的多情。福王亡,唐王败逃,词人一切努力都化作流水,复国之梦日趋遥远。感念及此,多病的词人不免再添上几行清泪去挽留“春天”,无奈的挽留并不奏效,看似一股的伤春之辞,实寓国破家亡之痛。“苦”,是极甚之辞,包涵了词人从希望到失望、痛苦难言的情感。
下片笔锋一转,词人的笔触便落在了“楚宫吴苑”上。遥想当年,“楚宫吴苑”也曾有过春天,那里也有茂密的青草,繁盛的鲜花,以及绕飞的游蜂。如今已是花落春去,杂草丛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一句所描绘的一番惨景。“恋芳丛”二句所写游蜂对芳丛的留恋,“游蜂”包含忠于南明的志士仁人、爱国遗民在内,一个“绕”字则说明了他们对故国的依恋和对复国的无限希望。“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正流露出词人对复国充满了信念,虽然目睹楚宫吴苑的景象不禁为之伤心,然而对于胜利的向往,又使词人从心中发出了“花自笑”的遐想。花落还会重开,这“自笑”之花是来年重开之花,“自笑”之时是来年重开之日,隐喻来年便可以恢复故国河山。肯定的语气,体现了词人胜利的信心,乐观的精神。“人自伤心”顶“楚宫吴苑”句,也顶上片;“花自笑"顶“恋芳丛”四句,深寓了忧国的情怀。最后两句借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意:故君不知何处,而桃花依旧含笑。这仍然是对胜利的乐观。东风是卷去残红、送走了春天的无情之物,因此要叫燕子去咒骂它。这里借用北魏拓跋焘南侵刘宋的典故,以表达词人对清军的南侵屠杀所抱有刻骨的仇恨。
此词上片比兴,亡国之恨隐藏于春尽之恨之中,下片从实赋其事写入,全词描绘了一幅春光消逝、景色惨淡的画面,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复国的向往之情。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
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独特的姿态和个性。
诗的起笔手法就与众不同。诗人并不急于点题,而是把所要写的红梅置之一边,先请桃李登场。这样做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孤立地描写红梅,读者不易领会,必须有参照物。请出桃李作参照,桃红李白,尽人皆知。桃李既有妒梅之心,说明红梅兼有桃的“红”和李的“白”,实则不红也不白,而是在红白之间。这样一来,虽未言及红梅,而红梅已在句中了。
劝告“桃李莫相妒”,得有充足的根据。这一点诗人已经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了。第二句就用哲理来说服。“夭资元不同”,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夭资”。红梅就是红梅,既不同于桃,也不同于李,互不相干,有什么可妒忌的呢。这句从容道来,仍不让红梅亮相。
后二句是诗的重心所在,是骨子。诗人终于将自己思维中塑成的红梅的美奉献给了读者。红梅从它的大家族中分离出来,但它“犹余雪霜态”,梅所固有的傲霜凌雪不畏严寒的品性没有变,而且不是“十分红”。大自然赐予它粉红的花色,又使它优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了。红梅既有高洁的内在美,也有娇艳的外表美,难怪桃李等异族姐妹要嫉妒它了。至此,红梅的形象已玉立于读者心中。“未肯十分红”回应第一句,也是劝告“莫相妒”的理由之一。
这首小诗活泼而有趣。全诗四句都好像是红梅向桃李作解释;花草本为无情之物,但诗中的桃李会“相妒”,红梅也“不肯”红得过分,免得引起“与桃争艳”的嫌疑,增强桃李的妒心,都被人格化为有情之灵了。操守高洁而谦虚和逊的红梅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