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说明在宗庙上奏乐的主体是瞽;而“设业设虡”、安置乐器的则当是担任瞽的辅佐的眡瞭。乐器则列举了应、田、鞉、磬、柷、圉、箫管,与《周礼·春官》所载“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基本相符,其中柷为起乐、圉(敔)为止乐之器,以首尾涵盖,表示这次演奏动用了全套乐器而“八音克谐”(《尚书·舜典》),“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其音乐自然十分美妙。
周颂三十一篇都是乐诗,但直接描写奏乐场面的诗作惟《周颂·执竞》与此篇《周颂·有瞽》。《周颂·执竞》一诗,“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虽也写了作乐,但也落实于祭祀降福的具体内容。惟有《周颂·有瞽》几乎纯写作乐,最后三句写到“先祖”“我客”,也是点出其“听”与“观”,仍归结到乐的本身,可见这乐便是《周颂·有瞽》所要表达的全部,而这乐所包含的意义,在场的人(周王与客)、王室祖先神灵都很明了,无须再加任何文字说明。因此,《周颂·有瞽》所写的作乐当为一种定期举行的仪式。《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高亨《诗经今注》认为这即是《周颂·有瞽》所描写的作乐。从作乐的场面及其定期举行来看,大致两相符合,但也有不尽一致之处。其一,高氏说“大合乐于宗庙是把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奏给祖先听,为祖先开个盛大的音乐会”,而《礼记·月令》郑玄注则说“大合乐以助阳达物风化天下也,其礼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国以乡射礼代之”,目的一空泛、一具体;其二,高氏说“周王和群臣也来听”,《礼记·月令》则言天子率群臣往视,音乐会的主办者便有所不同了。另外,高氏说“据《礼记·月令》,每年三月举行一次”,《月令》原文是“季春之月”,按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季春之月”便不是“三月”了。可见要确指《有瞽》作乐是哪一种仪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周颂·有瞽》这一纯写作乐过程的诗篇,不仅表现了周王朝音乐成就的辉煌,而且也显示了周人“乐由天作”因而可以之沟通入神的虔诚观念。
吟咏屈原的诗词,也有相当多的是一些迁客骚人,宦游经过秭归等地时,于羁旅之中吊念屈原,含有对自己身世遭际的感叹。诗人同情屈原的可悲命运,把个人遭受排斥打击的忿恨和不满压抑在心中。柳宗元还写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引屈原为知己,抒被贬谪抑郁忧愤之情。
“南来不作楚臣悲”,南来,点明自己的处境;写诗人回顾贬湘时,已下定决心,不作悲怆的楚臣。即不愿像屈原那样因愤世而怀沙自沉。“不作楚臣悲”,表明自己的心境,自己不会像届原那样,因忧国忧民而自沉于水。为何不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表明诗人憧憬未来,有信心励精图治,再干一番事业。诗人以一达观的心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开头二句写事、抒情,皆未言及风,三句则引入风的描写。
“为报春风汨罗道”,述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又来到汨罗,这条路不是沉沦之路,而是充满希望之路。诗人为了答谢在汨罗江旅途道上春风吹拂,“莫将波浪枉明时”,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涛淹没到大湖中,而是下决心不辜负元和中兴的美好时光。波浪,人生波折,社会动荡。“莫”、“波浪”、“枉”、“明时”暗寓出诗人不因为遭受到挫折而耽搁了自己在政治清明之时施展才干的情愫。
观此诗作,以七绝近体而存古韵,以平实质朴而寄深情,中唐以后少有人能及。东坡尝评子厚之诗: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此诗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平实的语句,却能感人至深;没有刻意表白,只是普通的叙述,却是发自肺腑。诗中写江中遇风,并未具体写风的表现,而是以人生的经历、体验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将“春风”作一点缀,以此与作者那乐观的心境相互映衬。
《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这一段史实,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大胆直言,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淫逸奢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反而恶语相向,庄辛预料楚国必亡,于是避祸于赵国。秦果然攻克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于是,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庄辛以由小而大,由物及人的比喻,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而应励精图治,"以天下国家为事",否则必将招致严重后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