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把此诗赠给歌者,诗人采用由远及近、步步引入的写作手法,表现了诗人对歌者歌唱艺术的敬佩,同时又透露出诗人客居异乡的羁旅之情。
第一、二两句描写歌唱环境。“花月楼台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壶”,写长安的酒家歌楼,这是一个引子。这两句诗,采用了由远而近、由外及内、步步引入的手法。天空,一轮明月;地上,万家灯火,街市上行人车马来来往往,展现的是一幅繁华都会的景象。接着便是一座高楼的外景,明月的清辉照着高楼,照着它周围盛开的鲜花。
画外音,是声声动人心弦的歌声。再接下去是酒楼上,灯红酒绿,年轻的歌女在演唱;一曲之后,便是一番斟酒、敬酒、举杯、言笑等景象,这两句诗把时间、地点、环境、宴席、歌者、听者,还有歌助酒兴的欢悦气氛都表现出来了。词简意丰,有虚有实,既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第三四两句描写歌清酒兴。歌,愈听愈动情;酒,愈饮愈有兴,歌声更比酒“醉”人,所以三、四两句不言酒而单写歌。而且,诗人不是对歌者或歌声进行描绘,也不是直接抒发对歌声有怎样的感受,而是说:“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据说鹧鸪有“飞必南翥”的特性,其鸣声像是“行不得也哥哥”。
《鹧鸪曲》就是“效鹧鸪之声”的,曲调哀婉清怨,为这个曲子所写的词,也大多抒发相思别恨。尽管诗人在开头二句极力描绘了春风夜月、花前酒楼的京国之春,从后二句中自称“江南客”,可看出诗人的思乡之心,早已被歌声所撩动。如果这位歌者再唱出他熟悉的那首“佳人才唱翠眉低”的《鹧鸪曲》,难免产生“游子乍闻征袖湿”(《鹧鸪》),终至不能自已了。因而诗人向歌者请求莫唱《鹧鸪》了,充分体现了歌声具有使人回肠荡气的魅力,同时又深深地透露出诗人客居异乡的羁旅之情。
诗人把此诗赠给歌者,实际上是意味着诗人正是歌者知音,深深地透露出诗人客居异乡的羁旅之情。诗人也期望歌者能够成为这“心声”的知音。这就使听者、歌者在感情上得到了交流和融合,取得了深沉感人的艺术效果,辞浅意深,曲折感人。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青春年华的依恋之情。整首词通过玉树,瑶草,花,月长存不朽的向往,表达了对美好生活和年少青春的深深依恋,而这种浓厚的依恋,却正是建立在明知以后将要失去的无奈和恐惧之上,这种感情在后主词中,是不常见的。
开篇两句写景,点明地点和环境,自富贵气渗透出作者强烈的依恋之情。“去年”和“今年”都是虚指,写美好的生活画面,时间的推移并不能使美好的事物转变,“花不老”并不是真的花从不凋谢,而是在人眼中永不凋谢;“月又圆”也不是今日才圆,而是未见缺,只见圆。这里的描写,以心理真实去刻画生活真实,用情感真实塑造了艺术真实,表现出作者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在后三句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作者把过去的感受化成独特的人生期待和追求,他希望能真的象自己想象的那样,花不凋、月常圆,人也和花和月一样,青春永驻、幸福常在。
应该说,李煜前期的作品中春怨秋闺词很多都有对人生的感叹和希望,但有如这首词一样热切的企盼和依恋的情绪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大概因为他那时并不能真正体味到“失而弥珍”的道理,所以他前期作品虽然怨深愁切,但对生活的底蕴却并未有更深的感触。而只有当他真正体味到一切将失而不能复得进,他方能真正对这一切产生深深的依恋,而这种依恋恰恰是建立在对未来的恐惧和忧虑之上的。由此可见,这首词大概为李煜中期的作品。
这首词篇幅短小,但所指极大,语言明白如话,但字字寓有深意,通俗中见别致,白描中见含蓄,表现了作者驾驭文思言词的较高功力。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