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一七八年(南宋淳熙五年)春二月,陆游自蜀东归,秋初抵武昌。这首词是作者在将要到武昌的船中所写的。
上片写行程及景色。“归梦寄吴樯,水驿江程去路长。”写作者只身乘归吴的船只,虽经过了许多水陆途程,但前路还很遥远。陆游在蜀的《秋思》诗,已有“吴樯楚柁动归思,陇月巴云空复情”之句;动身离蜀的《叙州》诗,又有“楚柁吴樯又远游,浣花行乐梦西州”之句。屡言“吴樯”,无非指归吴的船只。担忧前程的遥远,寄归梦于吴樯,也无非是表达归吴急切的心情,希望船行顺利、迅速而已。妙在“寄梦”一事,措语新奇,富有想象力,有如李白诗之写“我寄愁心与明月”。“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想见”,是临近武昌时的设想。
武昌有江山草树之胜,崔颢《黄鹤楼》诗,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之句。作者设想在傍晚夕阳中船抵武昌,系缆于洲边上,必然能看见山上山下,一片烟树参差起伏的胜景时的情景。单单一个“认”字,便见是归途重游,已有前游印象,可以对照辨认。这三句,写景既美,又切武昌情况;用笔贴实凝炼,而又灵活有情韵。
下片抒情。“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上句自叹年老,是年五十四岁;下句追思曾为朝官,离开朝廷已经很久。这次东归,是奉孝宗的召命,念旧思今,一样是前程难卜,感情复杂,滋味当然不会好受。“朝衣”事,是从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岑参《寄左省杜拾遗》“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中演化而出。
下面三句,与上片结尾相同,也是运用了设想的手法。
作客思乡,本是诗人描写晋王赞诗:“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唐李商隐诗:“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陆游在蜀,也有思乡之句,如“久客天涯忆故园”、“故山空有梦魂归”等。这时作者在还乡途中,忽然想起:“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意境新奇。这个意境,似源于杜甫《得舍弟消息》诗:“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但杜甫说的是故乡遭乱,欲归不得,不如在他乡暂且安身,是对过去之事的比较;陆游说的是久别回乡,交旧多死亡离散的变化,怕比客居他乡所引起的寂寞与伤感更大,是对未来之事的顾虑。语句相同,旨趣不同,着了“却恐”二字,更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沿袭。
这未必就等于黄庭坚所说的“脱胎换骨”,而更可能是对各自生活感受的不谋而合。这种想归怕归的心情,内心是矛盾的,所以陆游到家之后,有时有“孤鹤归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又岂料如今余此身”(《沁园春》)之叹;有时又有“营营端为谁”、“不归真个痴”之喜。
这首词,精炼贴实之中,情景交至,设想新奇,虽词较短,但富有很深的意味。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开始这两句点明他从大梁走出来,经过一些关山,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来烈了黄河边上。接着便写渡黄,河所看到的壮美景象,“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上承“晓晴”,太阳从东方升起,远射天汉,云蒸霞蔚,光采绚丽;阵阵暖人的晨风,把落雁平沙吹拂得那样平整熨贴。上句写天空,大河的上空阳光放出异彩;下句写河滩,晨风阵阵轻柔拂面。“翻”和“扫”两个动词用得准确、传神,两句相对,构成了一个浓淡相生、动静适宜的意境。
“倚剑嗟身龙,张帆快旅情。茫茫不知处,空外樟歌声。”触景生情,四句写自己在渡黄河时发出的感慨。谢榛为人正直,又重友情,在旅游京师时以诗交友,曾居“后七子”的盟长。后来由于和李攀龙论诗意见不合,竟借口谢为“布衣”被排斥在“七子”之外,甚至受到人身攻击,这对于谢榛来说,心中肯定是有不平的,一个“嗟”字道出了他被弃置后的悲凉。现在已在渡河,晨风习习,帆张船疾,旅途的快乐使他忘却了一腔不快,心中抑郁为之一扫。诗人站在船头上,广阔的天际,滔滔巨流,四顾茫茫,几乎不觉身在何处,在虚空渺远的地方,还传来一阵阵船夫的号子声和歌声。这是劳动的欢乐,抑为痛苦的呻吟。它能激起诗人共鸣的原因诗中并没有明说,但联系他的性格,以及他的遭遇,其心境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对于黄河壮美景色的赞叹,也有内心郁闷的抒发。
这首诗风格规模杜甫,句法格律,森严井然。尾联拓开,以一片空灵虚幻的景色寄意属情,如同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样,不言而言之,富有哲理,给人以深广的想象境地。
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