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这首词词人移花接木，诗人谙熟前人的诗句风韵，考虑到句式长短、对偶声韵，使这首词词情达意、情思连续，使之如出己口，置身于宽阔寂寥的环境，突出隐逸的主题，同时表达了词人对于荣利的摒弃以及对先哲的崇敬之情。
上片描绘了一幅闲适悠雅的溪桥野渔图。在一片氤氲迷蒙的山岚水雾中，是烟是雨，叫人难以分辨，真是空翠湿人衣。在溪边桥畔，有渔翁正在醉酒酣睡，四周阒无声息，没有人来惊破他的好梦。“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这就是杜甫的两句诗“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西郊》）、“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的十分熨帖的表现，而且从原作的意境看，也与上片情相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诗句的媒介，使读者感受到杜甫的诗境，这些诗境又反过来丰富了这首词本身的意蕴。从“春风花草香”会使人联想到“迟日江山丽”以至整首杜甫绝句。由联想再回到词意，在“春风花草香”后面，不单是春风花草的幽香，而且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美丽的景致让词人沉浸其中，如痴如醉，一幅风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春天画面。
下片写江山形胜，四时的美景吸引自古至今着无数的隐人逸士。“江山如有待”是杜甫《后游》中的诗句，作者向往大自然的美好，却推开自己不说，而从对面着笔，将自己热烈的感情移植到无生命的江山自然上，通过拟人化的描写，表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种人与自然交流相亲、物我不分的情感意绪，黄庭坚巧妙地移植了这一诗意，将前面“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词意发展为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时候，作者自然地想到了开隐逸风气的陶靖节先生，又随手拈来了杜甫的另一句诗“此意陶潜解”（《可惜》），使读者想到陶潜返朴归真退居田园的隐逸事迹，将自己对山川自然的企慕之意，又落实到对这位抛弃荣利的田园先哲的景仰上，从而挑出了全词隐逸的主题。“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杜甫《可惜》），杜甫感叹生不逢时，恨不能与陶渊明同归田园。这首词的最后二句“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是接住杜甫诗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不学杜甫的感慨而是步先哲的后尘。词人决心归隐，但到底去何方，是山野，是林莽，是田园，却无可奉告，不过如随之而去，一定会明白他的踪迹。这二句诗句在这首词里，贯串下面的情志意趣，结束得非常工稳，飘逸而含蓄。
整首词虽连缀前人诗句而成，但是主题集中，联系紧密。上下相承有序、言近而旨远，凭着自己的诗才学力，通过精心的构思安排，却创造出比原句更高的美学价值。这篇词是集句词的代表词作。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九。下面是四川诗词学会理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对此诗的赏析。
孟浩然诗的特色是“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皮日休），虽只就闲情逸致作清描淡写，往往能引人渐入佳境。《夏日南亭怀辛大》就是有代表性的名篇。
诗的内容可分两部分，即写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同时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山光：山上的日光。池月：即池边月色。开篇两句是说，夕阳忽然间落下了西山，东边池角明月渐渐东上。
开篇就是遇景入咏，细味却不止是简单写景，同时写出诗人的主观感受。“忽”、“渐”二字运用之妙，在于他们不但传达出夕阳西下与素月东升给人的实际感觉（一快一慢）；而且，“夏日”可畏而“忽”落，明月可爱而“渐起”，对此表现出一种纳凉时的满足的心理快感。“池”字表明“南亭”傍水，亦非虚设。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轩：窗。三、四句是说，披头散发今晚正在乘凉，开窗闲卧多么清静舒畅。
近水亭台，不仅“先得月”，而且是先退凉的。诗人沐浴之后，洞开亭户，散发不梳，靠窗而卧，享受着清凉的感觉。三、四句不但写出一种闲情，同时也写出一种适意——来自身心两方面的快感。
“荷花发香气，竹露滴清响。”这两句是说，清风徐徐发来荷花幽香，竹叶轻轻滴下露珠清响。
进而，诗人从嗅觉、听觉两方面继续写这种快感。荷花的香气清淡细微，所以“风发”时闻；竹露滴在池面其声清脆，所以是“清响”。滴水可闻，细香可嗅，使人感到此外更无声息。诗句表达的境界“一时叹为清绝”（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写“荷”以气，写竹以“响”，而不及视觉形象，恰恰是夏夜给人的真切感受。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这两句是说，心想取来鸣琴轻弹一曲，只恨眼前没有知音欣赏。
在如此悦耳清心的夏夜，对诗人有所触动，使他想到了音乐，“欲取鸣琴弹”了。琴是一种古雅平和的乐器，适宜在恬淡闲适的心情中弹奏。据说，古人弹琴，先得沐浴焚香，摒去杂念。而南亭纳凉的诗人，此刻已自然进入这种状态，正宜操琴。“欲取”而未取，舒适而不拟动弹，但想想自有一番乐趣。不料却因鸣琴而牵惹起一阵淡淡的怅惘，像平静的井水起了一阵微澜。由境界的清幽绝俗想到弹琴，由弹琴想到“知音”，而生出“恨无知音赏”的缺憾来，这就自然而然的由水亭纳凉过渡到对友人的怀念上来。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这两句是说，想到这里不免怀念起故友，只能在半夜里梦想异常。
此诗，诗人是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清谈，共度良宵。可人期不来，自然会生出许多惆怅。这种怀念故人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睡下以后，进入梦乡，居然在梦中会见了自己的好友。诗以有情的梦境结束，极有余味。
孟浩然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的感受。此诗不过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点无知音的感慨，并无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入微，诗味盎然。文字如行云流水，具有朴素的形式美，层递自然，由景及意达到浑然一体，极富韵味。
这首诗是写狩猎的情况。秋风劲吹，牧草枯黄，逐围打猎的季节到了。王孙贵族带着劲弓，骑着骏马，驰骋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晚上，吆喝着鹰儿，归来马上悬挂着猎获的野兽。
这首诗采取了平铺直叙的手法，不写打猎所注重的斩获、追逐等热点，只是淡淡说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那刀响弓鸣、马蹄飞扬的热闹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