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借史论今,深惋“韩信阵”之未成,哀叹武侯未捷而殒,以潜喻张浚的悲剧人生。后两句直点“魏公”之败,将其“不平气”化作“峰上云”,既暗写张浚死葬衡山的现实,又巧妙将其精神通过与祝融的比附,而得到一种升华。这首挽诗气势磅礴,意趣深婉,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符离惨败的反思,而且歌颂了张浚坚持抗敌的爱国精神。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说“未成韩信阵”表明此役的失败。
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流露出对张浚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
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
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浚的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过这首诗是否为了迎合张南轩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栻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
此词上片写男主人公眼中春景,宛然入画。“轻鸥欲下春塘浴,双双飞破春烟绿”两句描绘了一幅鸥鸟翔空图:一对轻鸥从淡淡春烟中穿飞而来,它们好像要落入春塘洗浴,不料陡然向上一翻,又飞入迷蒙的天空。这两句为动态描写,色彩清丽而情趣优美,令人悠然神往。接着转为静态,描写蔷薇花,进一步渲染了春天景色:“两岸野蔷薇,翠笼熏绣衣”。其中“破”字写轻鸥双飞划破烟景,象征主人公心扉之被撞开,“熏”字则微妙地传达出主人公朦胧浑涵的情思。这一动一静两幅图画展现出了江岸上动人的春色,前者生意盎然,后者绚丽多彩。但联系下片来看,上片又不止是在写春景,实际上它蕴涵着主人公的无限情意。
下片直接描写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活动,抒相思之情。“凭船闲弄水,中有相思意”两句写水中有相思意的奇怪现象,紧接着的“忆得去年时,水笼初别离”两对此进行解释:去年此际,男主人公与心上人于水笼别离。由此而知,词人上片写景并非虚耗笔墨,而是自有深意在其中。那一带江景,男主人公并不陌生,那是他与心上人去年别离时所见。而男主人公“闲弄水”这一细节,则将他沉湎于回忆之中的情状十分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全词清丽不染尘俗,尺水兴波,深婉灵动。在情景处理上,上片写景,营造了春天生机盎然的气氛,下片写主人公的动作,只在结尾处淡淡一句“忆得去年时,水笼初别离”。这种引而不发的笔法,颇耐人寻味。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表达了对曹丕的强烈不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
前四句描述了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曹植以“豆”自喻,一个“泣”字充分表达了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后两句笔锋一转,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这显然是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是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是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全诗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中有提醒和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当然此诗的风格与曹植其它诗作不一致,因为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读者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