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