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别秦城万里游”。开头一句，诗人就点出他这次再宿武关非同寻常。秦城，指京都长安。诗人告诉读者，他是从京城来，到万里之外遥远的地方去。这里暗示出他因事罢官流放南方之事。因此这次“远别”意味着和皇城的永别，和仕途的永别：“万里游”也并非去游山玩水，而是被迫飘流到万里之外。诗人这种愁苦心情，在下面的景色描写中透露出来。
“乱山高下出商州”。乱山，指商州附近的商山。商山有“九曲十八绕”之称，奇秀多姿，风景幽胜。“乱山高下”四个字，把商山重峦迭嶂、回环曲折的气势和形貌，逼真地勾勒出来了；一个“出”字，又使静止的山活动起来，使读者仿佛看到绵延迤逦的商山群峰，纷纷涌出商州城。此句是写山，更是写人——写诗人踏着高低曲折的山道走出商州城时的心情。其实，商山似乱非乱，形乱神不乱，它错落有致，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此时此地，诗人已没有闲情细细欣赏，由于他“远别秦城”，心乱如麻，商山在他眼里就成“乱山”了。而满目乱山，又格外烘托出人的心绪烦乱。山与人、景与情交融为一体了。
诗的下两句写夜宿武关的情景。不难想象，诗人此夜投宿武关，想到明晨将出关南去，与“秦城”相隔更加遥远，该是何等愁苦；加以孤馆寒灯，形单影只，非常凄凉。他一定是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然而诗人并没有正面诉说这一切，而是别有巧思，让溪水去替他倾诉：“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古关静夜，溪水潺潺，引起夜不成眠的诗人的遐想：那流过古关的潺潺湲湲的溪水，仿佛是为他的不幸远别而呜咽啜泣；又仿佛是从他的心中流出，载着绵绵无尽的离愁别恨，长流远去。“一夜潺湲送客愁”，溪声、心声迭合成一体了。“关门不锁”四字，尤为神来之笔。雄固的武关之门，能封锁住千军万马，但此时对于淙淙寒溪水送来的愁声，却无能为力，怎么“锁”也锁不住，足见这“愁”的分量之重。一个“锁”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愁”，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来。“一夜潺湲”——整整一夜，诗人不能合眼，这是十分痛苦难熬的。这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地通过对水声的描写，把内心“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曲折细腻地描摹出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首联“涨减水愈急，秋阴未夕昏”所写之景，实际是交待诗人之所以“泊樵舍”的原因：曾上涨的洪水虽正在消退，但水势却比洪水上涨时还要湍急，故不宜行进。这一句不仅写出“泊樵舍”之由，还有其耐人寻味的言外之意，即间接反映了洪水上涨时水势亦甚“急”可以想成其造成的灾害不小。此时，洪水消退当然是好事，但因“愈急”却造成航程的艰险，使人产生担忧不安之感。后句写天空笼罩着秋天的阴云，未至傍晚江面已一片昏暗，亦不宜盲目行进，同时这句又形成令人精神压抑的氛围。这两句之景虽旨在说明作者之所以泊樵舍一是水急，二是天昏，但其中流露出的担忧不安则为全诗定下了低沉的感情基调。
颔联“乱山成野戍，黄叶自江村”，乃描写诗人泊樵舍镇时远望之所成：那新建县之名胜西山到处是军队野外驻扎的营幕，这不仅使风景绝佳之地大煞了风景，更暗示了社会的动乱不安，以“乱山”称西山，即增添了乱世之感；于江岸上的村庄中，诗人只成黄叶飘零，这恰如杜甫《春望》写“城春草木深”一样，乃“明无人”（司马光《续温公诗话》）矣，即百姓四处逃散，这荒寂的江村显得异常萧条。这正是清初战乱的生动写照。
颈联“带雨疏星成，回风绝岸喧”，则转写近处江岸立体空间之所成所闻。仰望天色已晚，闪现出稀疏的星斗，但并未给诗人明朗悦目之感。因为“秋阴”，所以天开始飘洒秋雨，使疏星“带雨成”；耳听则觉回旋的江风，在岸壁间呼啸，显得凄厉，回风再卷起涛声，则令人恐惧矣。前句是静态，后句是动态，静与动的秋风秋雨给人带来亦是凄楚与不安。
尾联回写江上之所成：“经过多战舰，茅屋几家存？”“战舰”乃官家兵船，与“乱山成野戍”呼应；“茅屋”是百姓住所，与“黄叶自江村”呼应。前句是实写，“战舰多”，使人感到政局形势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后句是虚写，“几家存”以问句出之，实指“无家存”。两相映衬，益成形势动荡、百姓流离的现实，其中充满诗人深重的忧虑。
这首诗写景采取由远及近的视角：先写江岸“乱山”与“江村”，继写“绝岸”，终写江面，画面颇成层次，意境显得深远。表面看，这是首景物诗，全诗四联皆写景，其实其“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每一联之景都内含诗人或郁闷、凄苦或不安、忧虑之情，但并不直露，全蕴藏于具体景物的意象之中，诗之风格仍偏于平和。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