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闾昔相接，朋友世弥亲。
遗札蝇头强，长阡马鬣新。
九原那可作，空复想音尘。
乡闾昔相接，朋友世弥亲。
遗札蝇头强，长阡马鬣新。
九原那可作，空复想音尘。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词作，作者送别的对象是与自己同榜中进士的友人徐云屋。该词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词，除抒写离愁别绪以外，还将当时的世事与境遇融入其中，因而内容更为深广。
上片写自己客中送客的愁思。“怎知他、春归何处”为首句，点明饯别时在暮春，同时渲染出的春光不再的惜春惆怅之感，为抒写离情作铺垫。此句与作者的名作《兰陵王·丙子送春》开端“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一句相类。“相逢”句言饯别，而“相逢”两字，暗示两人同在客地邂逅，然而不久又要离去，不妨金樽流转，以遣离愁。“少年袅袅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两句入回忆。刘辰翁于理宗景定三年至临安赴进士试，因以结识同年徐云屋，当时正值而立之年，与今相较，可谓“少年”。“天涯恨”即是飘泊他乡之恨。自初识“西湖烟柳”至今，不觉已过多年，不料仍是飘泊天涯，仍逢西湖烟柳，故云天涯恨“长结”于“西湖烟柳”之上。两句关合双方前后情事，由一“长”字表时间跨度又转回目前。“休回首”三字，文情顿挫，令人嗟叹不已。二人共谓不要去观看那迷朦的烟柳，摆脱掉盘郁于怀的天涯沦落之感；接下又谓但又不能不看细雨迷迷中的断桥，憔悴之人却又旧地重归。“憔悴”反衬上文“少年”，昔日的“少年”而今已至于“憔悴”，补足“天涯恨”之深。“东风”四句，用刘禹锡诗语。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下片写依依送客之情，同时又兼及自己。“君且住”两句，表明挽留惜别之意。“剪韭”，源出杜诗，写卫八处士用乡间家常饭菜招待杜甫，这里写刘辰翁没有珍馐以待客，但茶饭虽粗劣，但两人的关系却更显亲密。杜甫此诗主要抒发“别易会难”之慨，自然能引发起刘辰翁此时的共鸣同感。“前宵”三句，是追叙昨晚宴别的情景：豪饮放歌，酒湿春衫，狂放，慷慨中得见与友人情谊之深厚。既刻画出两人性格的豪放，又表现出心情的悲苦。言昨晚同一时间已曾饯别，今朝依旧痛饮，足见两人友谊的深厚。“空眉皱”三句又转到今日酒宴：筵席上两人都已生白发，徒然浩叹伤怀。空，是说明知叹息无济于事仍不由得叹息年华的易逝。“白发”承前“少年”和“憔悴”，但一为反衬，一为正衬，如此笔法在于强调主客双方都已年华不再，而都又事业不成，让人扼腕浩叹。“临分”四句，写宴散作别。这句说握手作别而又恋恋不舍，又道情谊之重。“论文”、“顾曲”用两个典故。“论文”，这几句一方面写临别时的感叹，重逢何期，道出分别的珍重；另一方面又补写宴会的内容，论文、听曲，出生本色尽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叹”字以下是一个领字句，十三个字都是“叹”的内容。用这样长句煞尾，气脉通贯，情感上感慨不已，思绪起伏。
此词写别情，但并不仅仅停留在抒写友情之深，而是融注着作者深沉的人生感慨：飘泊异乡的“天涯恨”，又有功业无成、年华易逝，感伤。凡此种种怎能不让人慨叹哀愁。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说：“须溪（刘辰翁）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遒劲有力的风格和曲折顿挫的笔势与丰富复杂的内容融铸一体，相得益彰，此词即是一例。此外，善用典故也是此词的一个特点，这又与辛弃疾词风格相近。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首诗通篇皆追叙往事，只末四句是作诗时的话，因此开篇就以“忆昔”二字统领全诗。全篇共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从开头至“暮宿天边烟”，写逃难途中的艰险状况。前四句写避乱彭衙。诗人前一年不畏“艰险”，“北走”鄜州，原因是贼破潼关，白水告急，不得不携家“避贼”逃难。“避贼”点出诗人逃难的原因。“北走”说明逃难的方向。“艰险”总括逃难景况，“夜深”交代出发的时间，“月照”点明出发时的环境。因为“避贼”逃难，所以选择“夜深”人静、“月照深山”之时，急忙向彭衙出发。开始四句，交代事件，一目了然。
“尽室”以下十行五十字叙携家远行，写尽儿女颠沛流离之苦。诗人拖儿带女，全家逃难，因无车马代劳，只好徒步行走。也顾不上什么面山了，“多厚颜”三字，幽默而辛酸。而诗人全家跋涉，穿行于野鸟飞鸣的山涧，和行人稀少的谷底，衣食无着，平时娇宠的幼女忍不住饥饿，趴在父亲肩头又咬又哭。荒山野岭中，诗人怕虎狼闻声而来，赶忙将孩山搂抱怀中，紧掩其口。但孩山不知父亲的苦衷，又踢又闹，哭得愈加厉害。小儿山这时也来凑热闹，自以为比妹妹懂事，故意要吃路旁的苦果，他根本不知“苦果无人摘”，是因为不能吃。“饥咬我”“声愈嗔”，形象逼真地写出了幼女娇宠而不懂事的情态，“故索苦李餐”，维妙维肖地刻划出小儿天真烂熳的形象。“痴女”“小儿”，用语亲切；“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以动作刻画出一个疼爱儿女而又无可奈何的父亲的痛苦心情，十分传神，真乃“画不能到”。
“一旬半雷雨”以下十句写雨后行路艰难，突出困苦流离之状。全家徒步于深山野谷，已经很艰难，更糟糕的是又碰上了雷雨天气，只好趟着泥泞互相搀扶着冒雨行进了。既无雨具，衣湿身寒，路滑难行，一天就只能走几里路。“一旬”呼应“久徒步”，说明奉先至白水，路程不远，却走了很长时间，反衬出行程之艰；“半”字点出雷雨之多，说明气候的恶劣。寥寥几句，诗人全家困顿流离之状如在目前。
“野果充糇粮”，糇粮，指干粮，指采下野果充饥；“卑枝成屋椽”，卑枝，指低矮的树枝，树枝成了栖息的屋宇；“早行”“暮宿”，从时间上说明他们起早摸黑地赶路；“石上水”，指近处低处积满雨水的石径，“天边烟”，指远处高处云雾笼罩的深山。这四句对仗工整，概括精炼，既呼应开头“经险艰”，又引起下文孙宰的留客，过渡自然。
自“小留同家洼”以下为后一部分，写孙宰体贴留客的深情厚谊。先写留客。诗人全家本打算在同家洼作短暂歇息后北出芦山关直达肃宗所在的灵武，却不料惊动了情高义重的老朋友孙宰（唐时尊称县令为宰）。战乱年头，人们大多不喜欢客人到来的，何况是昏天黑地的夜晚。但孙宰点起明灯，打开重门，十分热情。而且不嫌麻烦，还烧起热水，让诗人洗脚，甚至还剪纸作旐（小旗），替诗人招魂。故人之情义，诗人之感激，从开灯启门，烧汤濯足，剪纸招魂的几个细节中具体真实地反映了出来。“高”“薄”二字画龙点睛地指出了这一点。孙宰叫出妻山与诗人相见，看着诗人携家逃难的艰苦景况，他们也不禁流下了同情的眼泪。由于长途跋涉，小儿女们一安顿下来，立即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孙宰又叫醒他们起来吃饭。孙宰还一再表示愿意同诗人永远结为兄弟，并腾出屋山，让诗人一家安住。由同情到结交再至住下，充分显示了孙宰待人的真挚诚恳。蹇步、饥饿、惶遽、困顿至极，幸得故友之暖汤、盘飧、招魂、安居，诗人感泣之余叹“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读者亦叹慨之余忖落难之际不避而远之、不落井下石，足矣，安敢奢望“誓将与夫山，永结为弟昆”。
最后六句结尾，写诗人对孙宰的追念感激之情。“谁肯”二字既赞扬故人孙宰高尚情谊的难得与可贵，又呼应开篇“忆昔”，引出诗人对孙宰的忆念。此时诗人重经旧地，安史叛乱并未平息，人民仍在受难，不知孙宰一家情况如何。“何当生翅翎，飞去坠尔前”，诗人恨不得长出双翅，立刻飞去落在老朋友的面前。殷切的忆念之情，溢于笔端。这六句以议论作结，情深意厚，力透纸背。
这首忆念友人的诗，前部分着重叙写诗人举家逃难的狼狈景况，后部分着重描绘故人孙宰待客的殷勤。真实的细节描写，细致的心理刻划，传神摹志，形象逼真。全诗用追忆的口吻直接叙述，明白如话，真实仿佛亲见，自然而不显雕琢。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这首诗就眼前景下笔，“秋”点节令，“午”点时间，“荒山”即峨山，荒凉萧疏，写景为抒写“意悠悠”之情作渲染。身遭贬谪，远离家乡，独上荒山，心绪万千，可见“意悠悠”涵盖着诗人当时复杂纷繁的情感。第三句虚接，转出“望乡”情，这悠悠情思中，乡情是诗人当前最重要的情愫。然而，登上峨山望乡，“西北是融州”，隔断了诗人的视线，故乡不可见。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显得自然和淡，含蓄有味。诗人先写“荒山”，后写“独上”，最后以疑问作结：为什么我望乡的地方，偏偏却只见融州。下面让读者自己去回味、深思，以想象和推论作补充。这里没有秾丽鲜艳的色彩，没有絮絮滔滔的叙述，仅仅二十字，既构思完整，又感情充沛。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实景虚写，表面是题写山水，实际抒发其归国无路的隐痛。作者以眼前之景，道难言之苦，构想自然，神妙无比。又蕴含离乡之情、迁谪之思，言简意赅，语近情遥，深于哀怨，真是绝妙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