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大堤曲》这一诗题多是描述水乡船家女子爱情生活的。六朝人题作《大堤》或《大堤行》，唐人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
李贺的这首《大堤曲》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与北来商客的一段爱情生活。开头两句交待了这个女子的居所。横塘在当时是一个商船往来聚集的繁华之地。古代也有人根据《大堤曲》这一诗题推测，此处所指当是大堤附近的另一横塘（清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实这里只是泛指横塘、大堤这样的水乡，所以诗中大堤横塘参差互用，也就是互指。“红纱满桂香”是说透过那绯红的窗纱，沁出闺房的桂香。而后“青云”两句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和明月宝珠制作的耳珰，描述出其貌美动人。这是采用汉代乐府《陌上桑》的衬托手法。下面“莲风起”四个三字句，交待了这个女子与那个“北人”恋爱的经过。在那莲叶随风起舞的春季，由北方来经商的“北人”，因两人相爱而停驻在这繁华的大堤，而留连在“红纱满桂香”的闺房。下面“郎食”两句，以饮食之精美，极言两情之绸缪，爱情生活之美好。因为在古代，人们常以猩唇鲤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结尾“莫指”四句是女子劝对方珍惜眼前的欢聚，勿有远行别离之念。“襄阳道”指其行程。菖蒲花开于春末，此处喻女子易逝的青春年华，因古人认为菖蒲难得见花。这四句是女主人公以绿浦中的行舟多一去不复返之事来劝情人莫生远行的念头。最后用花树喻人易老，说明应珍惜欢聚的时日。
李贺这首诗全无其“风樯阵马”的奇诡幻诞风格，而是力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口吻写出秦淮水云商女真挚而热烈的爱情生活。也在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中，透出其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绮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