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头三句,就是豪放之极的文字。“斗酒彘肩”,用樊哙事。《史记·项羽本纪》载“樊哙见项王,项王赐与斗卮酒与彘肩。”樊哙在鸿门宴上一口气喝了一斗酒,吃了一只整猪腿。凭仗着他的神力与胆气,保护刘邦平安脱险。作者用这个典故,以喻想稼轩招待自己之饮食。他与稼轩皆天下豪士,则宴上所食自与项羽、樊哙相若也。这段文字劈空而来,突兀而起,写得极有性格和气势,真是神来之笔。然而就在这文意奔注直下的时候,却突然来了一个大兜煞。词人酒几位古代的文豪勒转了他的车驾,只得回头。笔势陡转,奇而又奇,真是天外奇想,令人无法琢磨。如果说前三句以赴会浙东为一个内容的话,那么第四句以下直至终篇,则以游杭州为另一内容。从章法上讲,它打破了两片的限制,是一种跨片之路,也显示出词人独创一格的匠心和勇气。香山居士为白居易的别号,坡仙就是苏东坡,他们都当过杭州长官,留下了许多名章句。林如靖是宋初高士,梅妻鹤子隐于孤山,诗也作得很好。刘过把这些古代的贤哲扯到一起不是太离奇了么?因为这些古人曾深情地歌咏过这里的山水,实际上与他住已与杭州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东坡有“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妙句。白居易也有“一山分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寄韬光禅师诗》)等讴歌天竺的名篇。而林和靖呢,他结庐孤山,并曾吟唱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佳句。风景与名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湖光山气增添了人物的逸兴韵致,名人又加深了风景的文化内涵。
刘过将不同时代的文人放在一起,也体现了词人想象的独创性。刘勰主张“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苏轼也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这首词是恢奇的,但并不荒诞。他掇拾珠玉,别出心裁,给读者带来一阵清新的空气,带来一种审美的愉悦。
刘过的行辈比辛弃疾晚,地位也相差悬殊。但他照样不拘礼数地同这位元老重臣、词坛泰斗呼名道姓,开些玩笑。这种器量胸襟不是那些镂红刻翠、秦楼楚馆的词客所能企及的。洋溢于词中的豪情逸气、雅韵骚心是同他的“天下奇男子”的气质分不开的。俞文豹《吹剑录》云:“此词虽粗而局段高,固可睨视稼轩。视林、白之清致,则东坡所谓淡妆浓抹已不足道。稼轩富贵,焉能凂我哉。”这首词的体制和题材都富有创造性,它大起大落,纵横捭阖,完全解除了格律的拘束,因而显得意象峥嵘,运意恣肆,虽略失之于粗犷,仍不失为一首匠心独运的好词。当然像这样调侃古人、纵心玩世的作品,在当时的词坛上的确是罕见的。难怪岳珂要以“白日见鬼”相讥谑。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诗人起笔便尖锐地指出,五都的人以财产雄厚而自尊自大,三川的人好追逐名利。诗人谴责的,不仅仅是五都和三川的人,他谴责的还有高门世族和达官贵人。接下来,这种谴责进一步深入:“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无疑给他造成沉重的压抑之感。使得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因而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
下面八句,对于靠明经而出仕、怀巨金而来游的仕子游客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京城金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晞,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大意是:京城里大路四通八达,高屋似鱼鳞一般密布。做官的帽子上摆动着华美的长缨,游者骑着快马来到京城。在明星未稀的清早,官宦们的车子已云涌而至,色彩斑斓,光照大地。诗人抓住这些具有典型性质的场面,用夸张铺陈的手法,极尽渲染描绘之能事,显示了京城的繁华奢靡和游乐之风的盛行。
紧接着,诗的笔锋一转:“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寒暑的变化快,因此,如今的繁华兴盛、春光明媚也只是暂时的,散热曲折地透露出寄希望于未来的心绪。
“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唯有严君平不慕荣利,弃绝世俗,甘于寂寞。世不用他,他亦不去求仕进。在成都卖卜为生,每日得百钱则闭门下帘读《老子》,一生不求功名。诗人赞扬贫贱不移的严君平,又不乏自身的身世感慨,借此表达了对仕途不介于心的高旷胸怀和豁达的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高明的。首先,诗的语言华美而生动。诗中运用“飞甍”、“华缨”、“轻辔”等偏正词组形容达官贵人们的房屋、服饰、马匹,形象鲜明地显露出它们的奢华,用“鳞次”来描绘高屋密布,用“云至”来形容官宦们的车子纷纷而来,其多如云。准确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诗句显示出华贵的色彩,将统治阶级醉死梦生的生活暴露无遗。
其次,构思超越凡俗,详略描写恰到好处。诗的大部分极力铺叙渲染京城的豪华与奢侈,只用最后二句写君平的生活,便足以衬托出君平的的寂寞。矜财逐利和安贫乐道的鲜明对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忆昔”这个题目,一般地说都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昔日生活的回顾和由此产生的感想。这首诗即分两部分来写。
前两句写初到南郑。从南郑跨越秦岭,出大散关,即临渭河,所以说“出渭滨”。首句写作者当年曾随军强渡渭水,次句写关中百姓慰问宋军,并向他们泣诉在被占区所受到的屈辱,言外之意就是殷切期望宋军收复失地。三四句写在南郑的活动。这两句用“昼”“夜”概括全天活动,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北伐准备工作的炽烈感情。
后四句是忆后的悲愤心情。“共道功名方迫逐”,用“大家都认为”功名屈指可待来展示诗人当年的壮志。“岂知老病只逡巡”,用“没有料到”作转折,使前面句句之意急转直下,至末二句则与前半首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他一边抚摸书卷,一边流泪。诗人灯下披览史书,联想自己,不由得悲从中来。
此诗在章法上,每两句构成一个小的意群,再由这四个链条组成全篇,结构天成,思路精密。语言运用上,作者深于锤炼,比如“壶浆马首泣遗民”,一句三意,写尽了北方遗民的心情。第六句用“逡巡”写眼前,不仅表现了一个“老病”者的行动特征,而且刻画出一个有志之士无法施展抱负的彷徨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