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钓鱼台,十年不上野鸥猜”。钓鱼台,即浙江富春江畔名隐士严子陵之钓鱼台。“野鸥猜”,典出《列子·皇帝》:“海上之人有好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此典本说人若有世俗机巧之心,鸥鸟则不肯与之做伴。此句有自愧之意,自己为了生活,长期寄身官场潜规则的想法,不如酸斋清俊脱俗。“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今日终于重上钓鱼台,只见白云悠悠,青山隐隐,忍不住开怀畅饮。“欠伊周济世才,犯刘阮贪杯戒,还李杜吟诗债。”畅饮过后,张可久审视平生,觉得自己俗心未绝,尚称不上真正的隐士。扪心自问,自己尽管长期寄身官场之中,却并无伊尹、周公那样的安邦济世之才;尽管喜欢饮酒,却又不如刘伶、阮籍那样忘情;尽管终生填词作曲,但那些“清词丽句”早被李白、杜甫用完了,自己仅能拾其牙慧、替其还“债”而已。这三句的“自我检讨”,看似自嘲意味甚浓,实则暴露了张可久内心深处说不出来的酸楚:回首人生,竟无一事可引以自得!
“晚归来,西湖山上野猿哀”。猿啼,声噭噭,又高又急,似哭似号,为哀音。郦道元《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西湖山上,野猿哀啼,声音急切,唤我归去。“二十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二十年来,多少风流人物辈出。但时间兀自向前,不论是谁,都如花落花开般消长,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此,生命从来无须固执。“望云霄拜将台。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然而,当目光转向那高耸入云的中兴名将拜将台时,终难抑制内心充溢的壮志。星汉灿烂,皆藏我袖;安邦妙策,皆著我心;而那烟花风月迷魂寨,能奈我何!“酸斋笑我”,酸斋早已体会到退隐之乐,看到我此时既羡慕又扭捏的样子,心领神会,故而不免“笑我”。“我笑酸斋”,这个“笑”字里隐含的情感很复杂。它既是一种畅快的笑,自己受酸斋影响,欲步酸斋之后,自然也就笑出声来。它又是一种羡慕的笑,有多少人能像酸斋那样无忧生活,顺应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欢喜的事呢?它还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苦笑,自由是酸斋的,我什么都没有,还必须为了生活继续在宦海淹留。“我笑酸斋”张可久只在笑。不着一言,却胜千书。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
诗人描写祭奠曹操的“盛况”:铜雀台上,歌吹洞天,舞女如云,素白的灵帐,在西风中缓缓飘荡着;曹操的儿子们,供奉先父的亡灵,摆酒设祭,就像曹操活着的时候侍奉他一样。好一个“樽酒若平生”,一种庄严肃穆和隆重热烈的场面,宛然在目。同时,又令人油然想见曹操“平生”把酒临风、横槊赋诗的盖世雄风。然而,生前的气壮山河与死后的隆重庄严,乍看虽颇相仿佛,前后如一,细味却有不胜悲凉之感。逝者如斯,只能“樽酒若平生”了,但反过来说,又不能“樽酒若平生”。一句平白如话的诗,包涵了多重的意蕴,既是描述,又是感慨,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而“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又与上两句有同工异曲之妙。西陵墓地,树木葱茏;铜雀台上,歌吹沸天——可是,死者长眠地下,不能复闻丝竹之声。这似乎是为铜雀台上的伎妾们设辞,传达她们哀婉的心曲。而从诗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角度细加品味,则尤感意蕴丰厚,韵味无穷;时代渺邈,年复一年,魏家天下早已改朝换代,如今已没有人为曹操一月两次,歌舞酒乐,侍奉如常;铜雀故址,西陵墓地,百草丰茂,杂树丛生,而今已不能听到什么歌吹之声。所以,诗人禁不住要为那些无辜的妾伎们悲泣感伤了。芳襟翠袖,徒染悲泣之泪;婉转缠绵,空余伤感之情。连曹操这样的盖世英雄尚且不免“玉座寂寞”的悲哀,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身轻体贱的妾伎们呢。
表面上看,诗写铜雀台祭奠的隆重,写西陵墓地的荒芜以及妾伎们的芳襟染泪、婉娈多情,旨意似乎是在感叹曹操的身后寂寞。实际上这是个误会。写曹操的身后寂寞,乃是为写妾伎们的寂寞张本,是一种衬垫,“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正点出了这一中心题旨。盖世英主尚且不免寂寞身后之事,更何况地位低下、生前就已冷落不堪的妾伎们呢。此诗《乐府诗集》题作《铜雀妓》,也正暗示并证明了诗人题咏的中心对象是妾伎,而不是曹操。由此可见到,诗人已从对铜雀故址的一时一事的凭吊和感伤的圈子中跳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高度,既饱含感情又充满理性,以超然的态度来描写、评判这一历史故事,并进而反思人生。他从大人物的悲哀中,看到了小人物的悲哀;从历史的冷酷中,领略到了现实的冷酷;从死者的寂寞中,感受到了生者的寂寞。因而,这种寂寞身后事的感伤和咏叹,已不仅仅胶着在曹操及其妾伎们身上,而上升为一种人生的感喟和反思。所以,他对“铜雀妓”的题咏,既是执着的,又是超然的,在执着与超然的若即若离之中,诗人既认识、评判了历史和人物,也认识、评判了现实和自己。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以诗的形式发抒诗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和感受,是对历史故事的一种艺术的评判。所以,诗人往往把自己丰富的思想内蕴和复杂的感情色彩,深深地隐藏、浸润在诗的形象当中,用艺术形象来说话,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谢朓的这首诗,也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叙写平白,而蕴含丰富、深刻;辞章短小,却韵味渺远、悠长。
首联诗人悲叹自己的难堪。作者一生窘境无限:绍兴中应试为秦桧所黜,积极参与张浚的抗金规划,又被罢斥还乡,此次又放任“难于上青天”的蜀地,如一个被俘的囚犯,处境十分窘迫。犹似“不能与齐优遂客于鲁”的孔仲尼。孔仲尼与“齐优”道不合弃生养自己的鲁国去周游列国。司马贞《索隐》:“齐人归女乐而孔子行,言不能遂容于鲁而去也。”此所谓“齐优”,与放翁行迹,殊不相类。故此句“齐优”二字,实放翁信手拈来,率尔成对,未必真用以自喻。首联所写,全在“局促”、“迁流”四字,若泥于“楚囚”、“齐优”,以为放翁必有所指,反失诗意。
颔联诗人借景鸣心中的不平。黄州位于长江中游,三国争雄之地。杜甫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八阵图》)颔联出句,即借用杜诗。此句“英雄”,似可指已被长江巨浪淘尽的三国风流人物。但放翁之意,本不在怀古,故此“英雄”实是自道。其恨,正是上联所言“局促”、“迁流”之恨,是岁月蹉跎、壮志未酬之恨。颔联对句从李贺诗“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化出。人虽多情,天意无私。衰兰送客,秋草迎人,于人倍增伤感,于天却是时之当然。而天之无情,又正衬托出人心之不平。此联文约意深,笔力绝高。
颈联续上联,借眼前之景,反复致意“英雄”之恨。那万里入蜀的羁旅之愁,韶华易逝壮志难酬之恨,使作者双鬓频添银丝。孤舟秋日过黄州,两岸秋声不断,秋草衰萎,霜木知秋疏染,令作者感慨无限。万里羁愁,直接点明“英雄”之恨;频添白发,又与草木摇落相映;一帆寒日,对照两岸秋声;黄州城下,点出兴感之地。放翁于此时、此地、此景,总是无限感慨,不能不吐,但又不欲畅言,故但借眼前景象,反复致意。中间两联,虽所写情景相似,但笔法错综,变化无端。
尾联诗人借景感事言志。赤壁尚在,但英雄不可再世,古战场已成旧址,万事尽付东流,世事成败不足道,因而作者认为“生子不须似仲谋”了。此联中诗人借赤壁陈迹感叹朝廷偏安半壁,强敌入侵,思无英雄与敌抗衡,自己虽似仲谋,志在恢复失地,驱逐强敌,但又得不到不思振作小朝廷的重用,还放外任万里之外的蜀地。只有提笔狂书,遂豪情壮志形诸于诗篇了。长江、汉水流域,有赤壁多处。苏轼谪官黄州,误信其地传说,言“簧周西山簏,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数游其地,作赋填词,语意高妙,堪称古今绝唱。黄州赤壁,却因苏轼之故,声名大振。后人过黄州遂思赤壁,见痴壁又必追忆昔日英雄。特别在偏安半壁,强敌入犯之时,更是思英雄再世,与敌抗衡。放翁于此,却偏道赤壁已成陈迹,万事尽赴东流,世事成败,又何足道,生子何须定似仲谋。放翁一生,志在恢复失地,即使僵卧孤村,犹梦铁马,提笔狂书,思驱敌人,决不会出此消极之言。明王嗣奭评杜甫诗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皆尘埃”时“说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杜臆》)此诗末联,也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不平之鸣。
题为《黄州》,诗却非常专咏黄州;看似咏古之诗,实是伤感之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珅认为“理解此诗,不可拘泥于题目、文字,当于词意凄怆之处,识其激愤之情;于笔力横绝之处,求其不平之气;于音节顿挫之处,听其深沉之慨。 放翁越人,万里赴蜀,苦为微官所缚,局促如辕下驹。”陆游抒写爱国热情的诗篇,有的高亢激昂,一泻千里,有的则悲痛低沉,哀惋悱恻。这首七律基调低沉,是后一类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