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

　　这是一首伤春词、春恨词。此词借抒写男女之间的怅恨来表达作者的愁恨与感慨。上片写重楼春恨，落花无主；下片进一层写愁肠百结，固不可解。有人认为这首词非一般的对景抒情之作，可能是在南唐受后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璟借小词寄托其彷徨无措的心情。全词语言雅洁，感慨深沉。

　　词的首句“手卷真珠上玉钩”，即非景语，也非情语，而是客观平直的叙述，算不上以景呼情，也算不上以情唤景。首句“真珠”二字或作“珠帘”，但正如古人所云：“言‘真珠’，千古之善读者都知其为帘，若说‘珠帘’，宁知其为真珠耶！是举真珠可包珠帘，举珠帘不足以包真珠也。后人妄改，非所谓知音。”“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二句委婉、细腻，卷帘本欲观省景物，借抒怀抱，而既卷之后，依旧春愁浩荡。可见，“锁”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灵桎梏，使人欲销愁而不可得。而“春恨”并不是抽象的，“风里落花谁是主”，风不仅吹落花朵，更将凋零的残红吹得四处飞扬，无处归宿。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人的身世飘零，孤独无依。结句“思悠悠”，正是因此而思绪萧索，悠然神往。

　　下片从人事着笔，是对春恨的进一步申说，也是“思悠悠”的直接结果。“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则点出了“春恨”绵绵的缘由所在。此句反用西王母与汉武帝典故。据说三足的青鸟是西王母的侍者，七月七日那天，汉武帝忽见青鸟飞集殿前，遂后西王母即至。然而所思主人远在云外，青鸟也不为之传信，思念难解的主人公就更加感到春恨的沉重了。

　　“丁香结”本是丁香的花蕾，取固结难解之意，诗人多用它比喻相思之愁的郁结不散，如李商隐《代赠》诗有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璟的独创就在于将丁香结化入雨中的境界，使象征愁心的喻体丁香花蕾更加凄楚动人，更加令人怜悯，“青鸟”、“丁香”二句合看又恰是一联工稳的对仗，一人事，一时景，这律诗般的俊语将思念难解之情写得既空灵透脱而又真挚实在。至此，词的感情已经十分浓郁、饱满。当手卷真珠上玉钩的时刻，已经春恨绵绵；风里落花无主，青鸟不传信，丁香空结，则徒然的向往已经成为无望，这已是无可逃避的结局。

　　最后以景语作结：“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楚天日暮，长江接天，这样的背景暗示着愁思的深广。“接天流”三个字让人想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这一意境而言，李璟李煜父子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从整首词来看，末句的境界突然拓展，词中的一腔愁怀置于一个与其身世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环境中，与心灵的起伏波动也是密切相合的。

　　那充满“春恨”的人事内容究竟具体何指。据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载：李璟即位，歌舞玩乐不辍，歌师王感化尝为之连唱“南朝天子爱风流”句至再三再四以剌之，李璟遂悟，作《浣溪沙》二阕并手书以赐感化，其中就包括这一首。这样看来，词中的春恨就不是这位风流天子对景抒情的一般闲愁，很可能是南唐受周威胁时的危苦感慨，而“青鸟”句就是忧国之思的深沉寄托了。

　　这篇赋主要描述丰富多彩的舞姿，表现华屋、绣帐之装饰，金酹、玉觞之奢华，宾客主人之沉迷。全赋铺陈有序，篇旨突出；其辞清丽、流畅，富有韵律。特别是对歌舞表演的传神描绘，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精湛的歌舞艺术留下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其序言假托宋玉之口关于对舞蹈的看法，也使此赋成为中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文赋，它反映出汉代人的舞蹈审美取向，其中提出的诸多乐舞美学理念为古代的舞蹈审美意识奠定了基础，成为整个中国舞蹈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层次分明，虽借用大赋惯用的形式，却散而不乱，有着严谨的结构。从开头到“玉曰：唯唯”是序言，以楚襄王游完云梦泽，使宋玉赋高唐之事为由起。接下来作者假托宋玉之口，引经据典从“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推出“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认为赏诗歌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舞蹈是比诗歌、音乐更能够传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并推荐以“《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来娱乐群臣。然而按照之前所述的周王室礼乐传统，《激楚》《结风》《阳阿》这些舞蹈激扬、靡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郑声”，因此楚襄王心有不安，反问宋玉这些舞都像“郑声”怎么办。接下来宋玉为“郑卫”之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解，用孔圣人的张驰之道来比喻郑雅之乐小大不同，但各有优点。雅乐是用来宗庙祭祀娱乐神与先祖的，郑卫乐舞是用来私室里娱乐朋友沟通感情的，闲暇时放松娱情，并不以之教化百姓，没有什么危害。楚襄王正中下怀，于是让宋玉作《舞赋》。序言主要是交待作赋的缘起，用的是汉大赋习用的借此而言彼笔法。

　　正文部分分六段。前两段写舞前。从“夫何皎皎之闲夜兮”到“改恒常兮”是第一段，描绘乐舞之前的场景，即月夜酒酣盛况，写出了观舞者的情态。从“于是郑女出进”到“志不劫”是第二段，写舞者出场，作舞前的准备。从此段歌者唱词来看，沿用楚辞体式，每句句中用“兮”字调节语韵，歌曲应是悠远清扬之音。唱词内容可以理解为舞者舞蹈之前精神状态的调整，也可以理解为请观舞的宾客放松精神，随乐曲歌舞进入超凡脱俗忘情的欣赏状态。

　　中间两段写舞中。从“于是蹑节鼓陈”到“诸工莫当”是第三段，写独舞的高超技艺。此段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细致传神，充分展示了两千年前的汉代歌舞盛宴上，技艺超绝的舞者在众多乐人伴奏、陪侍下独自踏鼓起舞的情景。文字的描述先从腰部动作开始，前俯后仰，左倾右倒；再写运动的状态，行走若飞翔，高起若惊鸿，每招每式皆应节应声；接着再细述长袖的舞动，飘飞的长袖上下飞腾，缓如燕归，急如惊鸿；最后总结整体舞姿是既娴雅柔和又迅捷轻盈当真美妙绝伦。从“于是合场递进”到“莫不恰悦”为第四段，写群舞的动人场面。此段描绘的是群舞时各显其异的轮流表演，这种群舞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在现代中国古典舞以及各国民族舞蹈中还经常出现。在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这种群舞时各展其能的表演也多有发现。这两段先写独舞之状，次写群舞之状。其刻画形容之细腻委曲，固非《招魂》《七发》中写舞的段落可及；而写独舞者的神情，强调其“怀悫素之洁清”，“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用意尤较他人为高。它表现出作者不仅注意到她的优美舞姿，而且已洞察到她的高尚情操，并且有意识地把它揭示出来，使欣赏者的思想也因此得以提高。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创作尝试。

　　后两段写舞后。从“于是欢治宴夜”到“云散城邑”是第五段，写散场时的纷乱动态，表现了曲终人散、车马熙攘的热闹状况。从“天王燕胥”到最后是第六段，作为尾声，对舞蹈活动的意义给予简要的评定。

　　《舞赋》全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辞汇丰富，流畅自然，把一个完整的舞蹈过程，描绘得活灵活现。正文部分每段赋旨明确，辞华意丽，描摹事物细致入微，刻画人物生动形象，特别是对舞蹈动作的描述更是贴切富有想象力，像摄像机一样将两千年前的精湛舞技描绘的如在世人目前。因此，它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