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被贬后所作凭吊屈原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同时,文中渗透着作者爱国忧国的思想感情。文章采用了离骚体的形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文章共分为五段,第一段交代了“逐而浮湘”感慨为文的心境,奠定了正文的情感基调。“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热情歌颂了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章第二段运用对比的手法集中叙述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对屈原的迫害。“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嗳兮,孤雄束咮”,形象地表现了楚国上层集团内部在内政、外交上的尖锐斗争。而“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堇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途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娱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或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谟言之怪诞兮,反置填而远违”,则生动说明了楚怀王忠奸不辩,良莠不分,听信谗言,甚至对郑袖、靳尚等人公然接受秦国贿赂、出卖楚国利益的行为而不察觉,最终落得个被秦扣留,死于秦国的下场。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完全依靠奸佞治国,使楚国更加残破、散败,“支离抢攘兮,遭世乱疾”,便是当时楚国国情的真实写照。
文章第三段则连用五个反问句,猛烈抨击了当年迫害屈原的贵族保守势力,热情讴歌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景仰、赞美、理解和同情。特别是最后四句,将以上诸般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第四段的开头,作者以逝者遗留的传世之作推求屈原的音容笑貌,继而将自己的悲哀之情推向高潮。“凉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一句,则以画龙点睛之笔,概括反映了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以及研究屈原一生遭遇的途径。
文章第五段,作者借悼念屈原,感叹自己。声长而语悲,情哀而意深。
纵观全文,柳宗元对楚国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赞美了屈原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作者通过凭吊屈原来发泄自己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以表达像屈原那样无论受到多大的迫害,决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文章充分发挥了骚体赋的长处,语言上众多“兮”字的运用,形成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形式上的这种特点与所要表达的沉痛哀婉、悲愤真挚的感情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统观欧阳词,如一人而有二面。其艳情词艳得近于淫靡,轻佻俳狎,几乎难以卒读。然如《南乡子》八首,却换了一副笔墨,一洗绮罗香泽,转为写景纪俗之词,全写广南百越少数民族地区风物。读其词,如夏日清风、久雨新晴,心神为之一爽。
这是八首之二,写景如画,写情传神,将广南少女的真率、羞涩,质朴的情状活脱脱显于纸上。词的开头两句,宛如一幅南国水乡图,而且是静物素描,不加渲染,不事润色。炎炎长夏,船儿不动,桨儿不摇,近处是以木槿花为篱(木槿为广南常见之物,夏秋间开花,红白相间,当地人常以为篱)的茅舍,远处是依稀可见的横江竹桥,静极了,也天然极了。而“画舸”与“槿花”两相辉映,又使恬静素淡之中平添了几分艳雅,也为痴男情女的出场作了引信。
下片写男女初聚之情。“水上游人”指远方来客,即“画舸”中的男子;“沙上女”与“水上游人”相对为文,即以槿花为篱的茅舍的主人,立于沙头的一位少女。至此,词人又为读者在南国水乡图上叠印了一幅仕女图,尽管这幅仕女图似乎也是静的,不过已经呼之欲出,跃跃欲动了。男子,总是主动的,勇敢的,他伫立良久,便上前问话了,问女子姓甚名谁,年庚几许,家在何处。不过,这些作者都没有写,是画外之音,是省文,但却不是凭空结想。且看,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欲答,又羞于答,她转身走了。走了,又不甘心,却又回头顾盼,“笑指芭蕉林里住”。这“芭蕉林”,或者就是“槿花篱”的旁景,或者竟是这女子撒了一个谎:“家可远哩,在芭蕉深处。”结句的答话,将全词的静景一下子点活了。原来“画舸”之所以要“停桡”,是因为男子被女子所吸引;槿篱竹桥,也几等于北方的“桑间濮上”;水上沙上,跃动着初恋者的倩影。
李白有《陌上赠美人》诗云:“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正与此词相近。然一指红楼,一指蕉林,各是自家身分。李清照《点绛唇》有句曰:“和羞走,依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与此词的写“回顾”同一笔意。盖“回顾”这一动作最能传女子的娇羞之态,故诗人每每写及。然彼一回顾而依门嗅梅,此一回顾而笑答客问,北国千金与水乡村姑的腔范就判然分明了。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