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诗的首联描绘作者黄昏时节初入太湖所见,颔联描绘进入湖心,银光撒满湖面,碧波粼粼,颈联写诗人面对此美景良宵,趁案头的官府文书不存在,何不开怀畅饮,吟咏赋诗,何其潇洒畅快;尾联写诗人竟留连不返,夜宿湖边。全诗境界壮阔,色彩明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太湖夜色的优美,令人赏心悦目。
这首诗的首联写向晚之景,颌联写月出之景,从中所透露出的是时间的推移,是欢乐时光的疾速飞驰。向晚时分,水天一色,幽静沉碧,树影交替叠映着霞光,深浅斑驳。不知不觉再抬头望向窗外时,“浮光跃金, 静影沉璧”,月华流素,跃动在千顷冷波上,映照得水面如同飘扬的白练。岸边橘树千万株,橘树上的橘子在霜降之后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金黄,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粉。这两句中都写到了树,然而情态却是大不相同,前者是黄昏时分的树,影叠霞光是光影交替的朦胧之美。而后者是月光下的橘树,黑暗中擎起一只只橘子,仿佛挂着无数只散发着暖黄灯火的灯笼,饱和的色彩透露出的是热闹繁华之美。“万株金”的橘树,昭示着宴乐已经进展到欢腾的高潮了。
颈联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宴会的场景,而是表达了自己的心志:幸好没有公文案牍劳我形体,何妨一醉而归?即便处处笙歌,我仍要放声吟诗明志。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诗人却反其意而行,无案牍之劳形,但需吟诗与丝竹相伴相映,可见诗人沉醉在欢乐之中,春风得意之感已跃然纸上。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以“十只画船”写出宴乐场面之宏大,以“何处宿”“太湖心” 写出宴乐之尽兴忘归。诗人以“宿湖中”为题,却只在最后一联中点题,给人以恍然之感,原来这“宿湖中”非是苏东坡泛赤壁之上,也非杜甫驾船漂流于潇湘之中,而是欢宴未尽,暂宿湖上之意,颇有“夜未央”的狂欢意味。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不是用情与景的和谐,而是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即“路近城南”反而是“已怕行”;走进沈园中却“更伤情”。这种“近”与“怕”,“进”与“更伤”之情的矛盾对立,动人地表现了一种经久未衰的爱情悲痛一触即发的心理,达到了符合人情事理的和谐。
以上两句还通过一路上情感的渐进,逼真地描绘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从“路近城南”到“沈家园里”,路程由远至近,面人物心理由“已怕行”到“更伤情"。路近城南毕竟离唐琬的墓地还有相当距离,可是作者就“已怕行”,可见唐琬的墓地对他触动之大早在预料之中,因此早早地就有畏怯之感。到了沈园,唐琬之墓就在眼前,这种伤感之情分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人物心理的变化符合一般规律,但放在八十一岁的陆游身上,更显出他对唐琬特殊的深情厚谊。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写梅花依然芬芳清香,常常有香气透进游客的衣袖,别致的小桥还是静静地泡在绿水之中,以反写正,以乐景写哀情。五十多年过去了,美景依旧,然而人却不在了,由此形成对照,加倍显出诗人当时心情的凄楚、伤感。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朱熹在词中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儒家哲学思想,一改原诗的消极情绪,推陈出新地化出了积极意义。词人登上秋山后,倒影在江水中的无限秋景映入眼帘,却只落笔在“云影”二字,意境深远。此时仰头又见大雁欲飞向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紧接着,词人自问“携壶结客何处”,答得却是“空翠渺烟霏”。语间似答非答,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那烟雾缭绕漫山碧翠中。
交代了时令、景致、人物,词人开始借机抒发人生感慨。他说尘世多俗事,营营扰扰,难得有畅心的片刻。但是今日不同,不但可以登山,还可以把紫萸、黄菊插满头,玩得尽兴了再回去。“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壮阔抒怀,颇有几分及时行乐的意味。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好似词人当面劝酒,要同行宾客趁着这良辰美景酩酊大醉一次,无须推辞,浪费美好光阴。“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一句,词人把人生在世比作寄生,既然它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何苦对着落日余晖自伤自怜。
之后,词人的思想穿越古今,词境顿然开阔。他想到古往今来,沧海桑田,有无数的春花开了又谢,亦有无数日的月亮盈了又缺。在词人看来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恒定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循环变化的存在,自然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那更有危机”是说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不会再有危机感。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化用了春秋齐景公的典故。有一次,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着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流露出一种无法挽回逝去时间的伤感。朱熹反问“何必独沾衣?”人世无常,变幻难定,无人幸免,所以无须太执着。
杜牧在诗中的旷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令人压抑。而一经朱熹化用之后,把自然与人生结合,成为了积极面对人生的寄语。词人点石成金,以理性的思辨解读生活和自然,不失为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