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借美人遭嫉，埋没胡沙，丑女受宠，立为后妃媸妍颠倒的现象，喻有才之士遭嫉贬斥，无能之辈反被重用。
全诗可分两段。前六句叙事，用铺垫的手法写明妃的美貌。后四句议论，指出媸妍颠倒的不合理现象，为太白自叹遭谗被斥。
诗人以极深的爱慕之情赞扬了王昭君之美丽:以人比花，花人相似；以汉地、胡地对比，则“胡中美女多羞死”，“胡中无花可方比”。“胡中美女多羞死”及“胡中无花可方比”两句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偏见，但这里为的是强调昭君之美，且诗的落脚点不在这里，而是在下文：即象王昭君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本应让她去其相称的去处，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却被恶人陷害，“埋没胡沙”，像战国时齐国无盐地方的丑女（名钟离春）那样丑陋，竟至“翻在深宫”。所以诗人又以极为愤怒之情，谴责了妍丑不分、黑白倒置那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黑白倒置、有才华的人受气，诗人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因此，诗中所鸣的不平，在极大程度上也是诗人个人怀抱的抒发。
当时宦官、军阀以及朋党，无不是一手遮天，认钱认势不认人，他们毫无人格，毫无人性，排斥异己，压制有才能的人。诗人李白就是被排挤、被压制的一个。诗末“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两句，集中地表现了作者对人才埋没的强烈愤慨。
此诗描写宫廷早朝的景象，表现君王勤于政事。诗共三章，第一章写夜半之时不安于寝，急于视朝，看到外边已有亮光，知已燃起庭燎；又听到鸾声叮当，知诸侯已有入朝者。说明宣王中兴，政治稳定，百官、内侍皆不敢怠于事，诸侯公卿也谨于君臣大礼，严肃畏敬，及早入朝以待朝会；而宣王勤于政事、体贴臣下、重视朝仪的心情，也无形中见于言外。
第二章时间稍后，但黑夜尚未尽，庭燎之光一片通明，銮铃之声不断，诸侯正陆续来到。朱熹说：“哕哕，近而闻其徐行声有节也。”（《诗集传》）
第三章写晨曦已见，天渐向明，庭燎已不显其明亮。按《说文》：“煇，光也。”段玉裁注：“析言之，则煇、光有别：朝旦为煇，日中为光。”又《礼记·玉藻》：“揖私朝，煇如也；登车则有光。”说清早由家别大夫之时天尚不太亮，至登车时已大亮。则“有煇”指不太亮的光。这一则可与《庄子·逍遥游》中所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相证，二则可知火炬即将燃尽，故光不如前之明亮。此时来朝诸侯和天子俱抬头看旂。郑玄笺云：“上二章闻鸾声尔。今夜向明，我见其旂，是朝之时也。朝礼别色始入。”观旂而识别其封爵官位。
昧爽视朝，本为定例，但昏庸之君往往有名无实。宣王勤于朝政，纲纪严肃，上下振作，造成中兴气象，由此诗即可看出。诗中虽未用比兴，也无多形容，但其白描的手法既捕捉到最具特点的情景，也细微地反映出诗人的心理活动和当时心情，实近于天籁。
此诗为唐代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及杜甫、王维、岑参的和诗所效法。但贾至等人之作主要渲染宫廷的庄严华丽，朝仪的肃穆壮观，君王的尊严神圣及大臣的雍容闲雅，稍嫌铺张堆砌。此诗则着重表现了君王急于早朝的心情和对朝仪、诸侯的关切。“君子至止，言观其旂”，写人写景结合在一起，颇能传神。两类诗都作于乱后新君刚刚即位之时，但就表现而言，《小雅·庭燎》较之唐诗更为真挚而简练，让人读后深觉言有尽而意无穷。
王安石这首小诗，在他的集子里，本名《夜直》，也就是说在翰林学士院中值夜班时所写。《千家诗》后面第80首《直玉堂作》（洪咨夔）和第83首《直中书省》（白居易）都是写这种情景。此处，选诗者为了切合集中按四时编排的特色，将题目改成了《春夜》。
王安石于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公元1059年（嘉祐三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到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鸿图，即在眼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首句“金炉香烬漏声残”诗人因国事而一夜未眠，对时间的流失十分敏感。所以既看香炉里的“烬”又听漏声之残。次句“翦翦轻风阵阵寒”此句写诗人由室内来到户外的感受，“翦翦”形容风轻微而带有些微的寒意，恰好说明了诗人的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三句中的“春色恼人”更是把作者亢奋不已的心情表现俱足，收束句“月移花影上栏杆”，更是借景抒情，“以景语结情语”，将作者的愉悦的心境表现的含蓄而又兴味长。
“春色恼人眠不得”写作者在户外面对美好的春色，激动不已。这里“春色”既是实指美妙的景色，更是指历史上难得的君臣际遇，确实是难得的“春色”；这里的“恼人”是撩人，由于时值新春，再加上恰逢神宗即位他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故无数往事、感慨事、紧要事涌上心头，所以才会兴奋的“眠不得”。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作品产生的感发力量与作者的初衷不符，这是文学中的常见现象。这首词就是如此，以小序中“赋而感之”可以看出，作者本意是咏花，孰料写着却生成许多感慨，这感慨使词的思想性加深了。
很明显，上阕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三人称咏赞琼花，即所谓“赋”。词人将花儿作天上的仙女，告别了琼楼瑶阙，飘然降临人间；写她那洁白的花朵犹如冰花、碎玉，簇拥成球；想象她成天伫立在石阶畔，既有杨贵妃那丰腴的体态，又有赵飞燕那样绰约的风姿；她摄取了世间一切草木之花的丽质清气，集于一身。……
花和美人向来联系在一起，因此将琼花比喻为杨贵妃、赵飞燕算不得出奇，倒是“冰花翦翦，拥碎玉成毬”九字抓住了琼花莹泽洁玉的特点，最为逼真。其次“敛群芳、清丽精神”七字，也堪称新、警。其后几句不免落入俗套。然而词人在后半篇内，却将作品的质量整整提高了一个等级。其契机是什么呢？这就得从所咏之花的特殊性说起了。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云：“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孝宗）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翠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琼花不仅有惊人的美丽，而且有高洁的品性，实属难得。琼花的名字，永远与扬州齐名。因此，历来咏琼花者，不能不咏及扬州。
此篇也不例外，首先所选用的词调就是《扬州慢》；其次则整个上阕的背景亦是扬州。自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扬州，成为商业繁盛之都，又是人文荟萃之地。可是，至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两次大举南攻，扬州都首当其冲，兵燹之酷，竟使积累达数百年之久的富庶与文明遭空前浩劫。罢兵了，休战了，在南宋小朝廷用屈辱换来的相对和平时期，扬州是否有条件稍稍恢复往日之经济、文化名城的旖旎风情呢？没有！因为宋金双方以淮河中流划界的缘故，扬州已经成了边关，只能以军事要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呵！作为时代的一个缩影，扬州的盛衰怎能不唤起南宋臣民们忧国伤时的沉痛之感呢？姜白石在《扬州慢》一词中就有这样精警深沉的句子“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尽管词人之所以选用《扬州慢》的词调且写下“十里春风，二分明月”的佳句，但实际上在为扬州衰败之叹作铺垫。果然，他从历史之扬州的“盛”中反观出了现实之扬州的“衰”，不禁慷慨生哀，于是掉转词笔，改用第一人称，愣将半篇未写完的“琼花赋”续成了一首“哀扬州赋”。这下阕，便是词序之所谓“感”了。
上阕所赋，是想象中的琼花，扬州后土祠中的琼花，昔日的琼花；眼前摆放着友人折赠的数枝琼花还没有派用场，何不借她起兴？于是乎乃有：“雨窗数朵，梦惊回、天际香浮。”一句意思是谓：碎雨敲窗，将我从午梦中惊醒，只见窗前花瓶里插着几枝琼花，清香四溢，飘浮在天空。这花是哪儿来的？直说友人所赠，就无诗意，且下面文章难作，故尔从虚处着笔。“似阆苑花神，怜人冷落，骑鹤来游。”像是琼花之神同情我的孤独，特骑着仙鹤从扬州来鄙地一游。
“花神”既从扬州来，何不向她打听打听扬州的近况呢？于是引出下文“为问竹西风景”，其实不用问，词人也可以想象扬州“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残败景象，词人不愿用实笔写这令人神伤之景，所以接着蓦地一笔宕开，顾左右而言它道：“长空淡、烟水悠悠。”七字虽不着边际，却委实下得精彩。大有“多少事、欲说还休”之慨，诵之令人回肠荡气，只觉无限落寞惆怅都在言外。以下剑及履及，顺势明点出此种情绪并揭示其所从来，放笔为全篇收尾：“又黄昏，羌管孤城，吹起新愁。”“羌管孤城”四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范仲淹《渔家傲》词里的“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据此，则作者当时所居，是否也属边城呢？
粗粗看过，三句只是直书此时此地之环境与心境，似可一览无余；及至沉吟久之方觉它寥寥数字却将无数时间空间融汇起来，实在耐人寻味。试想，“黄昏”而曰“又”，“愁”而曰“新”，则昨日、前天、上月甚至去年……不知有多少个“已是黄昏独自愁”包含其中，非“此时”与“彼时”相同画面的多重叠印而何？此盖就纵向而言，若作横向观察，读者又可以看出，它还是多种相似图景的双影合成。细细体认，那另外的一幅照片是姜夔《扬州慢》词之“渐黄昏，清角吹寒，都要空城”？不言扬州，而扬州自见。
词人一生写了许多咏花词。今存《虚斋乐府》六十八首，咏花之作就有二十四首，竟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大多格调不甚高。只有这首词，原本只为赋花，不料却抒发出很多盛衰之惆怅，遂成精品，由此可见咏物词之关键在于不滞于物。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