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狼三则》都是写屠夫在不同情况下遇狼杀狼的故事。第一则着重表现狼的贪婪本性,第二则着重表现狼的欺诈伎俩。第三则着重表现狼的爪牙锐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杀死的下场,作者借此肯定屠户杀狼的正义行为和巧妙高明的策略。三个故事都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各自成篇,然而又紧密相关,构成一个完整统一体,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主题思想。
蒲松龄是同情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的作家,在《聊斋志异》另一篇故事《梦狼》中,把贪官写成牙齿尖利的老虎,把衙役写成吃人血肉的狼;它们大吃大嚼,造成“白骨如山”的惨象。作者“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认为他们“可诛”“可恨”(《王大》)。《狼三则》形象地揭露狼的吃人本质,凶狠狡诈的特性,表现了对豺狼不能抱有幻想,不能怯懦退缩,只能勇敢机智地把它们杀死的主题思想。本则所写屠户遇狼,始而迁就退让,几乎被吃,继而奋起杀狼,使自己转危为安的生动曲折过程,更是突出了这一主题。《狼三则》的故事是富有深意的,可以说是对《梦狼》的补充,实际上寄寓了作者鞭挞贪官污吏的思想。
此诗中作者以高大挺拔、不畏霜雪的青松形象为喻,歌颂了在黑暗、腐朽、反动势力强大压力之下,不肯同流合污、傲岸不屈的君子。而以只能在春光中“卖阳百”的桃李作比,讽刺和嘲笑了那些只会阿附权贵、随波逐流的历史小丑,指出他们虽能取媚炫赫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碧叶成黄泥”的可悲下场,绝没有好结局。
诗分三层来写,每四句表达一层含义。“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首四句以青松之傲岸,喻君子之高风亮节。太华,指西岳华山。微飙,微风。这四句表面是说:西岳华山之上,生长着高大的青松。它巍然挺立,不畏风雪严寒。大自然赋予它百尺高的躯干,微风岂能将它吹弯吹折?实际意义则是,真正的正直之士,都是些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人,面对腐朽势力的迫害毫不畏惧。他们耿介正直,与生俱来,永不更改,绝不动摇。诗人用“长”、“亭亭”、“百尺高”来描绘着青松的形象,显示出其生长于高峻雄伟的名山之上挺拔傲岸之姿。以此象喻君子坦荡的胸怀、正直的德行、耿介的性格、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意志。而“岂为微飙折”一句,以反诘作颂语,顿挫有力,表现出诗人对丑恶势力充满蔑视的鲜明态度。
接下来四句,写与青松形象恰恰相反的桃李。“桃李卖阳百,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桃李之花在阳光明媚、天气晴暖、春风和煦的日子里来卖弄自己鲜百的姿容和美色,走路由此经过的行人莫不被其迷惑。然而,本质使然,当春光逝去之后,花儿褪色、凋零,乃至秋风起,便连碧叶也飘落得荡然无存,全都化作尘泥了。这里,以桃李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卖身投靠、钻营投机、取悦权贵而得逞一时的小人,他们虽然暂时占据春光,得意非凡,使人们一度为假象所迷惑,以为他们会永远春风得意。但是一旦“春光扫地尽”,小人们所依附的权贵犯科、倒台,他们所依仗的腐朽势力大势已去,那么,这些人也就会“树倒猢狲散”,随之彻底完蛋。最后只落得个“碧叶成黄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可悲下场。
桃李和青松,诗人是以对照的方式来描绘的。以松树的挺直,衬托出了桃李的低矮、卑琐、弯曲;以松树的凌霜傲雪,衬托出了桃李的畏风畏雨;以桃李的卖弄阳百,来反衬松树的刚正不阿;以“花、叶成泥”,来映衬青松的四季不改其容、千载仍挺立、雪压霜摧不失其青翠本色的坚贞个性。这种对比的写法,通过相互映照、反衬,使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从而不仅节省了许多笔墨,也言简意赅地逐层揭示了题旨,给人以非常深刻豹印象。是非曲直异常分明,使人一望而知,马上便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诗人奉劝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希望他能够学习松树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而千万不要象桃李那样,靠着趋附时势而娇百一时。作为监察御使,更应坚持真理,即使受到打击和挫折,也决不改变志向。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有所作为的人。“受屈不改心”,这是李白在唐玄宗统治集团黑暗统治之下,坚持进步政治理想的决心,也是向打击、迫害他的腐朽权奸的勇敢挑战,对黄裳之流的讽刺与规劝。
这首诗政治针对性较强,立场鲜明坚定,讽喻辛辣而刺意直切,使人读之,对作者的观点一目了然。但是,因为较为直白,因而思想内涵不够丰富、浑厚、博大,认识的深度也略有欠缺。艺术上,首四句写青松,次四句写桃李,末四句为劝戒之语,形式整饬,结构完整,形象对比鲜明。吕居正《童蒙训》云:“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近质野处……鲁直诗太尖新太巧处……”可见艺术欣赏不应专看其优点,也应知其不足。李白此诗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此诗与他的那些想象丰富、笔力劲健、情感充沛的回肠荡气之作风格有异,在表达正确思想的同时,艺术感染力略显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