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逸生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是张说在校书郎任内出使西川时写的,虽只寥寥二十字,却颇能看出他写诗的技巧和才华。
一个接受任务到远地办事的人,总是怀着对亲人的眷恋,一到目的地,就掐指盘算着回归的日期,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但张说能把这种幽隐的心情“发而为诗”,而且压缩在两句话里,却不简单。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客心”是旅外游子之心,“争日月”,象同时间进行一场争夺战。这“争”字实在写得好,把处在这种地位的游子的心情充分表露出来了。“来往预期程”,是申说自己所以“争日月”的缘故。公府的事都有个时间规定,那就要事先进行准备,作出计划,所以说是“预”。十个字把诗人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心里的筹划、掂量,都写进去了,简炼明白,手法很高明。
这十个字又是下文的伏笔。本来使蜀的日程安排是十分紧凑的,然而诗人回归之心更急切,他要力争按时回洛阳。他是洛阳人,在洛阳有家,预期回归,与家人团聚。
下文忽然来个大转折:“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不料情况突变,原定秋前赶回洛阳的希望落空了。游子之心,当然怅惘。然而诗人却有意把人的感情隐去,绕开一笔,埋怨起秋风来了:这秋风呵,也是够无情的,它就不肯等我一等,径自先回洛阳城去了。
这一笔,妙在避开了率直无味的毛病,而且把人格化了的秋风形容为“无情的秋风”。这秋风先至,自然要引起许多烦恼。可以试想,秋风一至洛阳,亲人们必然要翘首企盼;而自己未能如约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淡淡一笔,情致隽永深厚。
在这里,诗人到底是埋怨秋风,还是抒发心中的烦恼?诗中没有明说,颇费人寻绎,正是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过可以想见,诗人对于这次情况的突然变化,确实感到意外,或有点不满,不过他用的是“含蓄”的语言罢了。
张说早些时就写过一首《被使在蜀》诗:“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归期定在秋月,即此诗所谓“预期程”。不料时届秋令,秋风已起,比诗人“先至洛阳城”,他却落后了,即诗题所谓“后期”。秋风本是按时而起,无所谓“先”;只因诗人归期“后”了,便显出秋风的“先”来。两首合看,于诗中的情味当有更深的体会。
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此诗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其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
首联虚实交错,今昔对照,从而扩大了时空领域。写早闻洞庭盛名,然而到暮年才实现目睹名湖的愿望,表面看有初登岳阳楼之喜悦,其实意在抒发早年抱负至今未能实现之情。用“昔闻”为“今上”蓄势,归根结底是为描写洞庭湖酝酿气氛。
颔联是洞庭的浩瀚无边。洞庭湖坼吴楚、浮日夜,波浪掀天,浩茫无际,真不知此老胸中吞几云梦!这是写洞庭湖的佳句,被王士禛赞为“雄跨今古”。写景如此壮阔,令人玩索不尽。
颈联写政治生活坎坷,漂泊天涯,怀才不遇的心情。“亲朋无一字”,得不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任何援助;“老病有孤舟”,从大历三年正月自夔州携带妻儿、乘舟出峡以来,既“老”且“病”,飘流湖湘,以舟为家,前途茫茫,何处安身,面对洞庭湖的汪洋浩淼,更加重了身世的孤危感。自叙如此落寞,于诗境极闷极狭的突变与对照中寓无限情意。
尾联写眼望国家动荡不安,自己报国无门的哀伤。上下句之间留有空白,引人联想。开端“昔闻洞庭水”的“昔”,当然可以涵盖诗人在长安一带活动的十多年时间。而这,在空间上正可与“关山北”拍合。“凭轩”与“今上”首尾呼应。
首联叙事,颔联描写,颈联抒情,尾联总结。通篇是“登岳阳楼”诗,却不局限于写“岳阳楼”与“洞庭水”。诗人屏弃眼前景物的精微刻画,从大处着笔,吐纳天地,心系国家安危,悲壮苍凉,催人泪下。时间上抚今追昔,空间上包吴楚、越关山。其身世之悲,国家之忧,浩浩茫茫,与洞庭水势融合无间,形成沉雄悲壮、博大深远的意境。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与诗人胸襟的博大,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绦《西清诗话》说:“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然未若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气象雄张,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
全诗纯用赋法,从头到尾都是叙述的笔调。以往一些学者认为诗用赋法,没有形象,没有诗味。事实上,赋法是诗歌形象化的重要手法,其特点是不注重诗的语言和局部事物的形象化,而着力创造诗的总体意境。《登岳阳楼》正是运用赋法创造艺术形象的典范。它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已经使人不觉得有艺术方法的存在,甚至不觉得有语言的存在,只觉得诗人的思想感情撞击着心扉。
全诗以自叙和抒情为主,真挚感人;写景只是三,四两句,既是实写,又想象,一“坼”一“浮”,把洞庭湖的气象描绘得壮阔而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