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情词，写词人心仪的一位女子。上片是回忆初见时的场景，下片是写近来女子的变化。全词对女子的神态和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地描写了女子当初嬉戏时的娇痴和风前散发的风情，以及近来见面时聚眉蹙额低头无语的神态，细微地揭示了女子心理和情感的变化，风格婉约、缠绵、多情。
这首词的第一句作者曾改动过。顾随先生说：“《苕华词》是静安先生后来改定，故多有歧异。虽间有不如人间词者，然泰半较胜。”而这首词恐怕属于改定后“不如人间词者”。在《人间词乙稿》中，这首词的开头是“弄梅骑竹嬉游日，门户初相识”。“弄梅骑竹”，是写两小无猜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结合下片的“近来瞥见都无语”来看，那是写从小就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五言乐府《长干行》，述说了一个女子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到羞涩寡语的少妇，再到为爱情而忠贞等待的思妇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王国维这首词开头就用了李白诗中“弄梅骑竹”的典故，可见他是有所借鉴的。
然而，词的传统与乐府诗的传统不同；同样写美女爱情的小词，用女子口吻和用男子口吻之间亦有微妙的区别。所以，王国维这首词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乐府诗本是“缘事而发”的民歌，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因此文人在仿乐府诗的时候，态度是认真的和写实的。而词是文人在歌酒筵席上用来娱乐的作品。早期文人在写词的时候持一种游戏和消遣的态度，用浪漫的眼光去赞美眼前的美女并想象她们对自己的爱情。在这些词中，以女子口吻所写的作品往往因其对爱情的执着与奉献，产生一种超出爱情主题之外的“境界”。至于以男子口吻所写的作品，一类与诗相近，是以感情真挚取胜的；另一类并没有真挚的感情，只是逢场作戏或者以种含有情欲的眼光去观察女子，未免“等而下之”。但这首词却不是以感情或境界取胜，而只是以语言的生动自然和人物描写的传神入微取胜。它看起来没有那样轻佻儇薄，只是因为“弄梅骑竹”令人联想到《长干行》中所写的那个“本色”的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她使人产生更多的怜爱之意而不是风情之想。但“金鞭珠弹嬉春日”就不同了。“金鞭”和“珠弹”本来是唐代诗人描写豪奢少年的常用之词，加之南宋诗人陆游的《无题》有“金鞭珠弹忆春游”句，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那是陆游思念他在蜀中认识的一个妓女的。王国维用了这个出处，就使得后边的“娇痴”“散发”“凝脂”“工愁”都变成了一个冶游男子眼中美貌女子的风情作态，失去了“弄梅骑竹”造成的那份朴实本色的美的联想。
王国维之所以这样改动，或许是那个女孩子确有其人，作者以前可能对她有好感，因而写了这首词。但后来其人已嫁，为掩饰这段感情，作者故意改动，使它变成了与那个女子毫不相干的一首“花间”风格的“侧艳之词”。
此诗写送别，“浩然离故关”一句确立了诗的基调，由于离人意气昂扬，就使得黄叶飘零、天涯孤棹等景色显得悲凉而不低沉，因而慷慨动人。诗的最后一句透露出依依惜别的情怀，虽是在秋季送别，却无悲秋的凄楚。全诗意境雄浑壮阔，慷慨悲凉，有秋景而无伤秋之情，与人别而不纵悲情，毫无作者“花间词派”婉约纤丽的文风。
诗人在秋风中送别友人，倍感凄凉，对友人流露出关切，表现了两人深厚的友谊。这首诗意境悲凉雄壮，情真意切，质朴动人。
关于此诗的发端，清人沈德潜曰：“起调最高。”（《唐诗别裁》）按首句，地点既傍荒凉冷落的古堡，时令又值落叶萧萧的寒秋，此时此地送友人远行，那别绪离愁，的确令人难以忍受。然而次句诗思却陡然一振：“浩然离故关”——友人此行，心怀浩气而有远志。气象格调，自是不凡。
“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两句互文，意为：初日高风汉阳渡，高风初日郢门山。初日，点明送别是在清晨。汉阳渡，长江渡口，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郢门山，位于湖北宜都市西北长江南岸。两地一东一西，相距千里，不会同时出现在视野之内，这里统指荆山楚水，从而展示辽阔雄奇的境界，并以巍巍高山、浩浩大江、飒飒秋风、杲杲旭日，为友人壮行色。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两句仿效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赋予两重诗意：诗人一面目送归舟孤零零地消失在天际，一面遥想江东亲友大概正望眼欲穿，切盼归舟从天际飞来。几人，犹言谁人。“江上几人在”，想象归客将遇见哪些故人，受到怎样的接待，是对友人此后境遇的关切；诗人早年曾久游江淮，此处也寄托着对故交的怀念。
“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写当此送行之际，友人把酒言欢，开怀畅饮，设想他日重逢，更见依依惜别之情意。
这首诗逢秋而不悲秋，送别而不伤别。如此离别，在友人，在诗人，都不曾引起更深的愁苦。诗人只在首句稍事点染深秋的苍凉气氛，便大笔挥洒，造成一个山高水长、扬帆万里的辽阔深远的意境，于依依惜别的深情之中，回应上文“浩然”，前后紧密配合，情调一致。结尾处又突然闪出日后重逢的遐想。论时间，一笔宕去，遥遥无期；论空间，则一勒而收，从千里之外的“江上”回到眼前，构思布局的纵擒开合，是很见经营的。
这首诗歌开篇表明诗人常来终南山游玩，“数朝至林岭……气远天香集”描写终南山的景色，罕有人至却事物盎然，别有闲情雅致。“虚洞策杖鸣...…回路倏而及”写诗人在山上的活动，诗人拄杖登山，衣襟被打湿。偶遇农家，上前拜访，农人很热情地招待诗人，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山的时候了。“烟色松上深……悠然赋斯什”中，诗人先描写下山之景，之后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烦，对自然田园风光的喜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情以景生，景与情合，情景交融地阐释出作者在面对此情此景时的心态，也揭露出了作者对仕途中的苦涩、艰辛的强烈不满，以及自己对山野自然自由的无限向往。 文人们到京都应试，求功名，栖息游赏之中，接触终南山最多，对终南山也别有情感。这些人大都有诗家手笔，吟咏之间，染翰之时，自然把诗文化与帝京文化、隐士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终南山文化的别致。
在王湾的《奉使登终南山》中，诗人叙登山过程，绘山中“ 潭深鸟空立” 、“ 烟色松上深” 登清幽之景。登山及所见触动作者的心弦，“ 峰在野趣繁，尘飘宦情涩。辛苦久为吏，劳生何妄执。” 作者认为自己的本性是向往山野自然，仕途对于他只是一种苦涩、一种艰辛。这首诗是终南山秀美景致与诗人内心细腻情感的完美融合，历代文人雅士都对其交口称赞。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