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嫌僧阁窄，吟怕酒船停。
绝顶寒曾上，闲门夜不扃。
兴阑犹拍髀，毫末视青冥。
写嫌僧阁窄，吟怕酒船停。
绝顶寒曾上，闲门夜不扃。
兴阑犹拍髀，毫末视青冥。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
这是李白久病初愈后为友人送行所作的一首诗，运用夸张的手法，非常富有想象力，意象变幻莫测，情感奔泻直下，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诗一开始，便泄露出诗人的满怀悒郁。在明净秋日的早晨，诗人“强扶愁疾”，策马而行犹似力不能胜。久病初起固是一个原因，但悒郁之愁怀，更是重要因素。愁怀的原因，诗的字里行间已透出信息：故人将归长安，勾起了他对昔日在长安始受礼遇后被排挤的回忆。“角巾微服”一句，含有甚深的今昔之慨。昔日在长安受到皇帝隆重的礼遇，此时却是愁疾之身，在今昔殊异的感慨中有着悒郁不平。
接写尧祠所见。“长杨扫地不见日，石门喷作金沙潭。”在一片长杨掩蔽、青山碧水的秋日美景中，有石门山上的飞瀑喷射，有历乱的海鸥展翅，开阔明净中给人一种流动感。景是美景，故言“笑夸”。但是这并非纯为宁静自然的美，它笼罩在一片不相称的嘈杂中：来祭祀的人车马雷鸣，夹杂着鼓乐喧嚣，于是诗人发出“尧本无心尔何苦”的慨叹。慨叹之中，隐含着对皇帝周围的谀臣的讥讽和自己被排挤出朝的愤慨。接着又是另一番慨叹：“红泥亭子赤阑干，碧流环转青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龙蟠。”谀臣在朝而贤人在野。谀佞之臣既遮蔽皇帝视听，贤人在野也就是自然的事了。由于有对在朝者的不满和在野的不平，才有下面完全离开尧祠物色的个人情怀的抒发和议论。
接着，诗人的思路从尧祠跳跃到对于历史和人生哲理的探索。时光流逝，名姝的青春、骚人的才华、帝王的权势，都随着岁月消逝了。想象从尧祠超越过漫长的时间和空间，落到洛阳的绿珠楼。当日绿珠的绝代容颜，如今已光彩沉埋；当日与绝代容颜相映照的满园繁花，也已经没有了踪影，唯有潭水东流，与岁月同其匆匆而已。对于绝代名姝光彩沉埋的感慨，其中或许还隐含着对于一切美好生命无法永存的叹息和思索。然后，想象又回到现实来，昨夜秋风，引来了此时的登高望远。秋风乍起，岁月将暮。人生匆匆，功业未就而被逐，于是又想起忠而见疑，泽畔行吟的屈原来。从尧祠到绿珠，再写到屈原，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看，都是极大的跳跃。但是还不止于此。从屈原又跳跃到魏武帝和铜雀台。曹操是那样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竟也有生的眷恋和死的悲哀，还幻想死后享受生前的尊荣与宴乐。在李白看来，这是大可不必的。诗人要表达的观点是，不论是绝代容颜，骚人才华，还是帝王权势与奢靡生活，都将在岁月流逝中成为陈迹，生前事既不必执着于利害得失，身后事也不必悲叹挂怀。
“我歌白云倚窗牖”，诗人在山光水色之飘然欲仙，长风入怀，于是产生劝酒仙人的幻觉。但是现实到底是难以摆脱的存在，飘然欲仙只是一时的慰藉，愤慨不平究竟郁积胸中，对于朝政黑暗，权奸当道，诗人时刻未能忘怀，这才有举杯酹尧，“令皋繇拥篲横八极”以扫浮云的祝愿。他依然对唐玄宗抱有幻想，希望他能任用贤臣，摒弃小人。不过，诗人的思绪在现实中只是稍作停留，很快又进入超脱的境界。在那超脱的境界里，他依然保持有他自己的天真和达观，保持有他的豪情满怀。一些令后代向往的风流人物，又一一出现在诗中。诗人仿佛进入了他们的行列，而昂扬气势更在他们之上，山简、竹林七贤、王羲之、范蠡，在他面前都相对逊色。他觉得自己比他们有更大的气概和才华，他依然傲视万物，昂扬气概未因遭受挫折而消沉。
最后，诗人与故人临别相期：“蓝田太白若可期，为余扫洒石上月。”这是从傲视万物到隐居的转折，看似突然，实际上是精神的升华，傲视万物的襟抱既然不容于当世，则唯有与山林为伍，才可以保持高洁的情操。这样一个结尾，表现了诗人巨大的抱负和自信心，是因不容于当世而进入超脱境界的一种积极的精神活动。
这首诗，诗人的想象驰骋于天上人间，古往今来。不同的意象随情思的莫测变幻而组合，相互之间的衔接，常让人感到突然。但从联结意象的感情脉络看，中间并无滞碍。诗中没有晦涩的象征，没有朦胧的隐喻，激愤的情感奔泻而出，但意象又是跳跃的，中间有巨大跨度。这意象的跳跃式组合，其实就是李白瞬息万变的想象的如实表现。
这是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自江州赴忠州刺史任，经过岳阳时留下的作品。诗人几经贬谪，不堪流离漂泊之苦，所以在他描写湖光山色的风景诗中，也透露出淡淡的哀怨和对京城的眷恋之情。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写洞庭湖的浩渺无边。首句“漫漫”一词将洞庭湖的浩渺写得生动形象，三、四两句对洞庭湖的广阔作了进一步的描绘。诗人眺望夕阳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国都长安，这里暗用了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一句，用“猿啼”、“雁渡”抒发诗人的漂泊流离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呼应。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湖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画，让那些贵人们欣赏，这样贵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诗为登楼抒怀之作。描绘登楼所见之景，抒写对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艰难的感慨。律诗中二联，常为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此诗突破常格，两联皆融合情景，境界深远。“春岸”两句，更融现景与想象于一体，为人称道。
这首诗的特点是寓情于景，在描绘优美动人的景色的同时，也透过“独”、“苦”、“难”、“唯堪”等字，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这是一首离别的诗歌。诗人以行军途中所见太行山景色为题材，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太行山巍峨险峻、黄河气势磅礴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了抗战年代里太行山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以及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诗人以美术家的眼光，巧妙选择景物、切取场景，组合成远近结合、色彩艳丽而且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画面，抒发了不畏强敌、同仇敌汽、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首句写山，次句写河，既表明“出太行”的行程，又显示爱我山河的豪情。诗人“出太行”后“经洛阳”，必然要跨越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天险”。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朱德，来到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满含深情地“一望收”，只在远看一眼之中，已把万里黄河的雄伟形象全部收入眼底，那种迫不及待的热情和无比广阔的胸襟，已被表述无遗。他之所以如此地向往黄河，热爱黄河，着眼点就在于它是“天险”。在“抗战紧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在黄河之滨与日本侵略军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一定要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正在诗句之中激荡回旋着，这就是令人感到它有气壮山河之伟力的原因。
紧承次句，第三句展开对“出太行”后“经洛阳”、“中途返延安”的行程所见的描写。由于诗人经洛阳、抵西安时，日寇两万余人正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迫中国陕甘宁边区，诗中实写由黄河以北的太行，经过黄河以南的洛阳，而后沿黄河岸边折转延安的路线。其中既有八路军对侵华日军的“抗战”，又有八路军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自卫还击的“内战”。这两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似火”三字则把这燃遍黄河两岸的战火作了形象鲜明的描写。“抗战紧急”之际，不该“内战又起”，使得亲痛仇快，“国人皆忧”。朱德既为黄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而高兴，又为黄河两岸燃起了内战的遍地烽烟而痛心，他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在这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正因如此，结句就顺势而出了，点明了“出太行”的主旨。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总司令奉党中央之令“中途返延安”，共商“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和内客，以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如果谈判成功，自能解除国忧，告慰“同仇”。一个“当”字，表明诗人为谈判成功而要竭尽全力的良好愿望，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有停止内战的诚意，还得看事态的发展，显示出诗人用词下字的准确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