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从岳父寄信来报知消息入手,写出了自己接到蜀地来信,知道妻儿都平安地住在岳父家中的喜悦心情,但又不敢深问具体情况的矛盾复杂心理,后再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又感慨哀痛自己身世。诗通篇全以感情运行,首联平静,颔联沉抑,颈联以淡淡的欢快挑起,尾联复归结于感慨哀痛。起伏跌宕,得自然之趣,尽真情之妙。
首句说从遥远的四川,回来一个带信的使者。看似起得平平,道来却也不易。开篇便是“巴蜀”二字,容易使人联想到李白“噫嘘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古代四川的交通困难,早已使“巴”、“蜀”这些字眼染上一层滞重的色彩。因而紧接着的“通归使”也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那样“崎岖不易行”的蜀道居然“通”了,来了一位信使,而他所带的又正是自己朝夕盼望的妻儿的消息,这正是“家书抵万金”。“通”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字眼,但把“巴蜀”和“归使”串联起来,就打上了强烈的感情印记。
“妻孥且旧居”,是作者的内心独白。娇妻幼子,关山阻隔,不知有多久没有互通音讯了,作者想,他们的情况怎样?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面对远道而来的信使,脑海里日夜浮现的妻儿形象都要跳出来了,可是作者却写了这样一句淡而又淡的诗。像是沉吟,像是揣度,又像是自我安慰,一个“且”字,把那种又迫切又犹疑,惊喜慰惧交集,满肚子话要问却欲言又止的心情传达出来了。此时此刻的作者,正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了。
颔联两句把沉吟犹疑的原因挑明了。作者的心理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形成的。家人分居异地,消息阻塞,祸福不知,一方面盼望消息,一方面对消息反而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生怕会有坏消息传来,特别在战乱年代这种矛盾心理更为突出。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杜甫《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都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写照。陈师道是效法杜甫的,这首诗也受了杜甫诗的影响。
但不管怎样“不忍问”,害怕问,最后总得硬着头皮听消息。一旦获知妻儿都好,平安无事,作者就像久囚遇大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情立刻轻松起来,一扫嗫嚅之态,和信使也有说有笑了。因而“身健何妨远?情亲未肯疏”两句就带有明显的愉快情绪,既是作者对妻儿的安慰,也是一种自我慰藉。只要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那么即便隔山阻水也没有什么了。作者还进一步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夫妻、父子的亲情,绝不会由于分离而疏远、而隔膜。
尽管有淡淡的微笑,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异地分居、不能团圆的严酷现实。所以在最后一联,作者又情不自禁,悲从中来,不能抑制了。他想,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呢?追根究底,还不是因为科举不顺吗?古代读书人要想飞黄腾达,唯一出路是应试做官。陈师道尽管以孤介自许,实际上也未能免俗。“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顾影自怜,年已老大,愁病交攻,连自己的妻儿都养活不了,想到这些,提笔回信之时,他便洒下了伤心之泪。全诗的思想深度也在此深入一步,由家庭的悲欢离合上升到身世的感慨,对社会不平的怨愤抗议也就意在其中了。
此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使其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琅琅上口。全诗读起来似乎行行违反自然规律,其实正是暗中设谜,写出了画的特点。
“远看山有色”远山含笑,有色便是好山,何为有色?清秀俊朗红湿绿垂是色,寒色苍苍亦是佳色,奇傀峭拔也是异色,只因其距离而产生美感,让人觉其有无限的风光。此乃是“静境”,静境之美出乎首句,在于有静心者能品之。这就好比是阳春白雪,一开始就将下里巴人给赶出了艺术空间。取消了浮躁者的欣赏美的资格。在这里,任何的浮躁都不行,有的只是心静如水.但不是死水而是活水.你看画中有水呢?一汪春水有着挡不住的盛情倾泻而出,一种流动之美跳跃于诗人的眼中。
“近听水无声”源头活水本是“动境”,而无声二字又进入静境,宁静致远.和首句并无矛盾之处.动静的取舍上诗人可以说是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是什么如此神奇?静的如此让人难以放弃去一探究竟,这样,我们就会接近此诗此画,这样心神和山水便靠近了。一切的妙处只是因为“无声”,无声是一种美。王羲之的诗中有“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便也是这种美。有声无声都溶在一起,完美的天籁之声!庄子所提的“天籁”之声就是如此,当“天籁”与“人籁”“地籁”一起时,便共同构成一个常人无法言语的自然之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说的是花儿尽管在那个最美的季节里尽情地开放,但燃烧般的开到最美的极致后还是要飘然而去,而只有在画中,花儿美而不谢同样,画中的鸟,永远是那么可爱动人。诗中的画似乎代表着一种梦想,一种可见而不可得的梦想。而且同第二句中的“水无声”一样,“人来鸟不惊”也是表示着鸟仿佛应该“惊”的,所以这说明画家笔下之鸟的逼真了。这里诗人以“近听水无声”来表现水的潺潺可听,以“人来鸟不惊”来表现鸟的可惊的活力,手法是很高明的。
《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为续补文字,非曹雪芹所作。《赏海棠花妖诗》出自第九十四回,共有三首。这首《赏海棠花妖诗·海棠何事忽摧隤》就是其中之一,为贾宝玉所作。小说中,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枯萎了几棵,忽然冬日开花,贾赦、贾政说是花妖作怪,贾母说是喜兆,命人备酒赏花。贾宝玉等人“彼此都要讨老太太的喜欢”,就做了诗。
八十回之前,曹雪芹让海棠在晴雯死时枯萎了,这象征着大观园女儿的命运。这里,续书者让海棠花也像气候的“阴极阳回”那样能够死而复生,这也是一种象征,它与原本该“一败涂地”的贾府后来衰而复兴一样,都反映了续书者的创作思想与坚持“按迹循踪”的曹雪芹是不同的。续书者在小说中宁可“失真”,也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维护传统制度和这个大家庭利益的主观愿望。
贾母说:“我不大懂诗,听去倒是兰儿的好,环儿做的不好。”这是因为她喜欢听吉利话。其实三首诗都做得很蹩脚。别人还可以,连贾宝玉也写得如此笨拙,毫无诗意,这与小说前面的描写是不符合的。而且,这个“古今不肖无双”的传统叛逆者,在这里却成了一个善于说好话、能迎合长辈心理的孝子,这种转变也很惊人。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