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帐里鸳鸯交颈情》为最后一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投不觉时间太快，“恨鸡声，天已明”，郎君走时又约会期，留下了袅袅余音。
韦庄入蜀时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这从韦庄接到朝廷命令时所作的另一首诗《寄右省李起居》中可以看出。《寄右省李起居》开头两句“已向鸳行接雁行，便应双拜紫微郎”，则说明韦庄在接到朝廷征书准备入蜀一开始时是非常欣喜和激动的，但在奉使入蜀时所作的这首《过樊川故居》中却出现了一种悲观、凄凉的基调。
“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第一句明显是叙事和写景，“衰草”和“杜陵秋”无疑说明了创作的季节是秋季。题目中的“过”字，表达了韦庄此行的目的不是在樊川，樊川只是途经之地，“却到樊川访旧游”中的“却”字很值得体味，“却”表达的是一种违背了原计划的意思，到樊川游访并不是韦庄的原始意愿，他把奉使入蜀看成是一个机遇，但是结果却只是在樊川游玩。当时时值秋天，樊川的秋景在韦庄眼里是一片凄凉萧条。
接着诗人以魏晋文人应玚、刘桢、嵇康、杜籍自比：“应刘去后苔生阁，稽杜归来雪满头。”极言人去楼空，苍苔入阁，老大归来，华发满头。由于诗人亲历黄巢之乱，家人离散，四处逃亡，自然触景生情，发出感慨：“谁说乱离只有燕，我今偷闲不如鸥。”燕窝被取，众燕离散，沙鸥击水，何时能歇？诗人用燕子和鸥鹭来自比，诉说了自己遭遇的家国不幸。
十六年过去了，昔日的家园如今已是断瓦残垣。“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沧海桑田，无人看见。横笛悠扬，仪仗催发，诗人禁不住老泪纵横。韦庄一生历经宣、懿、僖、昭四代唐皇及后来的前蜀，身逢乱世，背井离乡，怀才不遇，命运坎坷。但他毕竟志向远大，人生的境遇，造就了他悲凉的诗风。
这种感伤的情怀，在这首诗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写景状物，皆着悲色；叙事说人，更具悲情；援引典故，亦出悲声。诗人于景福二年（893年）初回长安时也有《长安旧里》一诗：“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诗中景物与人事，历史和现实，在这里交汇，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神经。在唐末悲感诗作中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
这是一首赠友诗。全诗写情多于写景。此诗前四句全是写情，隐含着诗人伟大抱负不能实现的矛盾苦闷心情。颈联写隐逸生活的情趣，情景浑成，物我两忘，以动写静，为高人达士作了传神的写照。末联是即景悟情，以问答形式作结，故作玄解，以不管作答，含蓄而富有韵味。全诗着意自述“好静”之志趣，写自己对闲适生活的快意，并表示自己对天地间的大道理有所领悟，已经能超然物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达观，但从诗意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点失落、苦闷的气息。
诗开头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描述了晚年唯好清静、万事皆不关心的心态，看似达观，实则表露出诗人远大抱负无法实现的无奈情绪。说自己人到晚年，唯好清静，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了，乍一看，生活态度消极之至，但这是表面现象。仔细推求起来，这“唯好静”的“唯”字大有文章。一是确实“只”好静。二是“动”不了才“只得”好静。三是显示出极端消极的生活态度。既不写中年、早年“唯好静”，却写晚年变得“唯好静”，耐人寻味。如细细品味，不难发现此中包含着心灵的隐痛。
颔联紧承首联，“自顾无长策”道出诗人理想的破灭和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在冷硬的现实面前，深感无能为力。既然理想无法实现，就只好另寻出路。入世不成，便只剩下出世一条路了。亦即跳出是非场，放波山水，归隐田园，“空知返旧林”。一个“空”字，包含着几多酸楚与感慨！此两句亦透露了一个中年消息。王维此时虽任京官，但对朝政已经完全失望，开始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正是他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王维早年，怀有政治抱负的雄心，在张九龄任相时，他对现实充满希望。然而，没过多久，张九龄罢相贬官，朝政大权落到奸相李林甫手中，忠贞正直之士一个个受到排斥、打击，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自顾无长策”，就是他思想上矛盾、苦闷的反映。他表面上说自己无能，骨子里隐含着牢骚。尽管在李林甫当政时，王维并未受到迫害，实际上还升了官，但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却越来越加深了。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接受佛教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出路就只剩下跳出是非圈子、返回旧时的园林归隐这一途了。“空知返旧林”意谓：理想落空，归隐何益？然而又不得不如此。在他那恬淡好静的外表下，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还是依稀可辨的。
颈联写的是诗人归隐“旧林”后的通送适意。理想落空的悲哀被“松风顾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闲适所取代。摆脱了仕宦的种种压力，诗人可以迎着松林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然而在这恬淡闲适的生活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诗人肯定、赞赏那种“松风顾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实际上是他在苦闷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这既含有消极因素，又含有与官场生活相对照、隐示厌恶与否定官场生活的意味。
“松风”、“山月”均含有高洁之意。王维追求这种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说他逃避现实也罢，自我麻醉也罢，无论如何，总比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好。诗人在前面四句抒写胸臆之后，抓住隐逸生活的两个典型细节加以描绘，展现了一幅鲜明生动的形象画面，将“松风”、“山月”都写得似通人意，情与景相生，意和境相谐，主客观融为一体，这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
尾联诗人借答张少府，用《楚辞·渔父》的结意现出诗人企羡渔父悠然独居，不问人间穷通。歌入浦，以不答为咎，合不尽之意于言外。“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照应了“酬”字；同时，又妙在以不答作答：若要问我穷通之理，我可要唱着渔歌向河浦的深处去了。末句含蓄蕴藉，耐人咀嚼，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用它来结束全诗，可真有点“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的“神韵”。王维避免对当世发表议论，隐约其词，似乎在说：通则显，穷则隐，豁达者无可无不可，何必以穷通为怀。而联系上文来看，又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这就带有一些与现实不合作的意味了。
从表面上看，诗人显得很达观。可是，这种对万事不关心的态度，正是一种抑郁不满情绪的表现，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得已的苦闷，说明了诗人仍然未忘朝政，消沉思想是理想幻灭的产物。“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两句含义是非常深永的。他没有回天之力，又不愿同流合污，只能洁身隐遁。他又故意用轻松的笔调描写隐居之乐，并对友人说“君问穷能理，渔歌入浦深”，大有深意，似乎只有在山林生活中他才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表现出诗人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语言含蓄有致，发人深思。诗的末句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含蓄而富有韵味，耐人咀嚼，发人深思，正是这样一种妙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