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见于《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这是一首写游宴山水的诗，相当有特色。第一句表明时节，第二句说明和谐愉悦的气氛，第三四句描写美景，五六两句突出主题，最后两句写分别的不舍。此诗对仗工整，清新自然，虽然声律不够谐和，但已接近五律格式。
律诗体制的定型和规范化，沈佺期、宋之问贡献较大，而武则天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作为最高统治者，她不仅大力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她的时代，还称不上是唐诗繁盛的时代。但有了她的精心培育，唐诗已经蓄势待发，预示着它的繁盛时代终将到来。
上片起文随新意，“鹊声迎客到庭除。”不写客来而用象征吉祥的喜鹊着笔，由其欢快的声音引出来客，使人未闻见其人，先感到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问谁欤？故人车。”既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承接了前意，又使人进一步产生一种渴望，只见到车未见到人，仍然感到一种渴望。“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终于见到从车中走下来的是千里迢迢而来，满身灰尘的老友。一句“尘色半征裾”衬托主人见到友人既惊又喜的心情，喜的是千里之外相见，惊的是征尘沾满身。一个“半”形象说明灰尘之多，相见之不易。终于在主人且惊且喜的心情见到了客人。“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词人笔锋一转，避实就虚，不言如何好好款待、细细攀谈的相见之景。而却从侧面写出殷勤待其侍从的表现。“珍重”三句，写主人待客之殷勤。留客本为常事，此处因是老友，主人盛情款待，故用“珍重”二字，宴会气氛之热烈，酒宴之丰盛，尽在此二字之中。不写待客人之酒宴，只写款待客人仆马，从侧面写出主人的盛情，进而看出他们之间情谊之深挚。迎客、待客层次井然，由远而近，渐次清晰。“奴白饭，马青刍。”出自杜甫《入奏行》中“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之句，顺手抄写，自然贴切。
下片写与友游乐，游湖赏景对饮之趣。以铺写景物发端，巧妙承上启下：延友游乐，极尽东道之谊，是上片“留客意”的继续，真所谓语断而意不断；赏花东城，是介绍时间、地点，为下片游乐张本，为分别作铺垫。“雪模糊”二句继续写景，以雪花比杏花，简单六字，便勾勒出一幅仲春图画：杏树匝匝，白花纷纷，透过那树间花隙看去，只见一泓春水，满湖涟漪。“东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短短几语把游乐的景色——千株杏园，洁白的杏花，以及树间花隙中隐隐闪现的一湖春水映上眼帘。“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绮丽春光之中，但见主客开怀畅饮，觥筹交错。主客相会畅叙，相得之乐；相处之雅表现得淋漓尽致。“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末笔词人笔锋又转，文势随之一折，留聚虽乐但也难脱别离。因而在别去之后。希望老友回到故乡，见到亲朋好友之后不要忘记“我”。“东垣”今河北正定，词人的故乡，也是客人此去的目的地。回到故乡，见到亲友，总会谈及词人的情形，因而称为“归报”。下片虽写景用词颇多，但着意点，即末尾三句却把词人心中愁思写得更加浓愈了。“曾念我，醉狂无？”表面上潇洒，而实则沉重。
此词写客中送客的情态。上片起调不俗：“鹊声迎客到庭除”，以下描写远客乍至的惊喜与忙碌。下片移情换景，续写“留客意”。“归报”以下三句，笔势陡转，由留处之乐，衍为别去之念，不说我怀念故人，而以故人是否忆念我一问煞拍，其笔致通脱潇洒，巧妙地传达了词人乐极生悲的心境。
此诗通过竹亭述志，赞扬了兄弟之间志同道合、友爱情深的思想感情。全诗叙写自己与诸弟很友爱，且都有远大的志向，像古代的竹林七贤一样，常雅集竹亭，饮酒抚琴，以寄托豪情逸气。
在意象运用上，此诗以竹作为清幽和隐逸的意象。竹在古代，是潇洒挺拔、高雅脱俗的逸士的象征。颈联两句的“竹林”有借竹林七贤喻指诗人兄弟之意。这里继承魏晋风度之气，以魏晋的名士风流来刻画兄弟们的高雅志趣，来烘托他们超然脱俗的品格。而“竹林”同时切诗题中的竹亭，作者也是借阮籍（竹林七贤之一）的出世之志来映照自己对遁迹竹林的出世生活的无限向往。
从写作方法上，此诗运用了白描和用典的手法，写了竹亭集会，赋诗饮酒弹琴的和谐场面，写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
孟浩然诗中常表现出一种“安以乐”的太平气象，在此诗中则具体表现为“逸气”。逸气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气概、气度。陈贻焮《孟浩然诗选》认为，这里的“逸气”表现出孟浩然高雅的心情；“高雅的心情”是抽象的、综合性的体验，也是孟浩然“韵高”的方面。从陈贻焮的赏评中可以看到，在这首诗歌中，孟浩然将原本矛盾的“鸿鹄志”和“竹林”的清逸洒脱、高雅爽朗进行有意识的协调，并且调和得极为自然。此诗是孟浩然的“韵”和“才”能够统一起来的典型例子。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