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林纪事》记《能改斋漫录》载:宣和间,有题陕府驿壁云:幼卿少与表兄同研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缔姻,父母以兄未禄,难其请。遂适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职洮房。而良人统兵陕右,相与邂逅于此,兄鞭马略不相顾。岂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
此词借景抒情。上片委婉含蓄地写出“荷花开晚,孤负东风”。下片抒发“聚散匆匆”的慨叹。“望断斜阳人不见”,流露了无限眷恋之情。全词缠绵哀怨,真挚动人。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该词是以艳体形式出现的爱情词,题为《有感》,实际上相当于“无题”。因为苏轼对所叙写的情事是秘而不宣的,只有明眼人方能洞悉其中奥妙,“有感”云云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己。苏轼运用了代言体写法,通篇作张生口吻,即从男方着笔来写,所述情、景、事,一一从这一人物的心中、眼中及口中道出。
上片着重写张生幽会的隐秘心理。开头两句用了两个典故(同时也是比喻),来描摹张生要与心上人幽会时唯恐被人撞破的心态。接着点明约会之事,“美人”是一种昵称,“西厢”这一词语从《莺莺传》中来,不是偶合,而是暗点“待月西厢下”诗意,是专咏崔莺莺、张生故事的标志。而后再写暗中摸索前进时一种特有的心理,笔触是极为细致的。
下片写张生幽会与归去时的感觉。前三句写幽会,但字面上仅仅写出对“风”、“月”、“簟纹”及“玉肌”的视觉或触觉感受,即从侧面稍加点染,而将有关情事推到幕后,这样的艺术处理是很高明的。“三更月到床”一句,也与《莺莺传》中有关描写妙合无间。篇末一句写归去时的感觉,又与《莺莺传》中相关描写如出一辙。
一般说来,词体多偏于抒情,而该词却有着明显的叙事性。在描写方面,尤以大胆、率真、细腻的心理描写取胜。
此令开篇,即用一个简洁的鼎足对,指出作者的意志犹如久经锤炼的钢铁,而富贵功名则宛若枕上蝶和酒中蛇,虚幻缥缈。作者在后半部分直言隐居时困顿窘迫的生活:一幢破旧的竹篱茅舍.屋外寒风刺骨,雪花飘飞;屋内残酒剩菜,寒气逼人。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一边用剩酒残羹果腹,一边则只能在竹篱茅舍中,在如豆青灯之下苦读。作者宁愿清贫,不改其志,依然鄙薄世俗追求,自守高尚的人生节操,表现了元代士人安贫乐道的人生价值取向。
“肝肠百炼炉间铁”,起句一语双关。刘琨《重赠卢谌》有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句既指自己久历磨难,备尝艰苦,就如同钢铁一样被锻造,也指人像那炉中的钢铁一样,变得坚硬冰冷,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接下来“富贵三更枕上蝶”一句语出《庄子·齐物论》,庄子曾在梦中幻化成蝴蝶,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庄子,喻指所谓的富贵荣华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
“功名两字酒中蛇”用的是“杯弓蛇影”的典故。相传乐广有一位亲密的朋友,以前经常往来,但不知何故,很久都没有来家拜访,于是便设宴款待他。酒席之上,乐广问他的朋友为何久不来家,朋友说以前来吃饭的时候看到酒杯中有蛇,回去便病倒了。乐广听后便告诉他那是墙上的弓在酒杯里投下的倒影,朋友明白之后病便不治而愈了。这句和上句一样,指那功名也是虚幻之物,不必为此劳心劳神。
这两句同时援引了“庄周梦蝶”和“杯弓蛇影”两个典故,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否定及蔑视,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也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领悟,和“悟世”的主题相对。
前三句可以说是直抒胸臆,奠定了全曲的感情基础,从句式上来说是典型的鼎足对。“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篱茅舍”,这三句的内容很浅显,描述的始终贫寒凄苦的生活,是乔吉的自我写照。寒风刺骨,雪花飞舞,家里只剩下一些残羹冷炙。住的是竹篱茅舍,到了夜晚灯光昏黄,自己还得在那如豆粒般大小的灯光下读书,生活是何等的清苦。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雪花、残羹、灯火、竹篱茅舍等事物,加之“尖”“薄”“残”“冷”等形容词清楚地描述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书人没有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现实,引发人的深思。这也是前文作者为何会感叹富贵功名如梦幻的原因,到此,叙事与抒情很自然地便融为一体,丝毫没有生涩之感。
这支曲子内涵丰富,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乔吉一生落魄,怀才不遇,经过多年的漂泊,饱尝世间人暖,终于感悟到一切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心灰意冷的乔吉在破败的居所中写下了此曲,读者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悲剧气氛。总体来说,这支《卖花声·悟世》用词清丽典雅,语调婉转和谐,足以表现其艺术风格。